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在微博上写下：正是广大网络草民十多年来“日顶一帖，日行一善，日拱一卒”，才形成了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停止计划生育的集体呼吁。
10月29日，中共五中全会公报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易富贤是最早呼吁放开生育的学者之一，顾宝昌、郭志刚、陈卫、李建新、王丰等人口学者，为此研究、奔走十几年。
作为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少数派”，他们曾是孤独的。十多年前，这些人口学者就已意识到人口危机可能来临，呼吁相关部门、学界、社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这一意见却并未引起各界的重视。
北大教授郭志刚十几年前就质疑官方统计的生育率是否真实的问题，但却被认为脑子进水了。
在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是敏感词的时代，他们是学界的“少数派”，他们触动的是几十年积累下的庞大的群体的利益。
不受各方待见，他们是孤独的少数派。
今年初，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各界发现，人口生育并未出现井喷的现象，反而遇冷。于是，全国21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9位人口学者又联名起草了名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议书。建议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应尽快放开二孩生育，并及时取消对公民生育数量的限制。
这已是这些人口学者十一年来第三次联名上书中央。早在2004年（《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2009年（《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他们就曾两次向中央递交建议书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及放开二孩生育。
十一年的鼓与呼，终于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学术领域的专业声誉，还是学者群体的个人素养，他们都可谓算得上权威。但即便如此，在特定的某个阶段，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堵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座无形的高墙。
据官方对外的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从国家、省、地、县、乡五级的计生机构总数逾8万个。三十多年来，计生系统已逐渐与计生政策紧密捆绑。近年来随着舆论监督环境的变化，以强制上环、引产为手段的“暴力计生”有所收敛，计生系统控制人口的主要手段，逐步向经济手段----征收社会抚养费转移。
实际上，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实施是给计生部门的大扩权，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实际的权力和利益。要冲破这道利益的樊篱，显然不是几个学者的呼吁就能立竿见影的。
再回到十一年前，2004年，中国人口接近13亿。很多人认为，人口数量已经达到饱和，如果再不遏制人口的增长，将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人口是负担的论调，占据着社会认识的主导地位。
在如此逼仄的社会环境里，要不断地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人口数量庞大的表象之下，很多人并未看清，人口出生率并不正常，甚至走低。这意味，老龄化的社会已悄悄走来，少子化也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烦恼。
他们一直在坚持。
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的努力，让人意识到：全面放开二孩，与其说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对经济发展担忧的修正，不如说是对人的权利的敬畏和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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