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工作照
最近看了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使我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有了深刻的了解。那一年，河南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有3,000万灾民饿死，甚至发生了母亲煮食自己亲生婴儿的惨象。面对这一人道灾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置若罔闻，其对人民生死的关怀甚至不如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饿死的人数，比起1942的那次河南大饥荒，更是多得难以计数。甚至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不寒而栗。
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知道得甚少，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纳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也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为什么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准确统计而没有3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准确统计？这是因为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曾下令销毁这一数字。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判，共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省委书记们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是在实际部门上却讲真话。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那里大包大揽，说四川省形势大好，他们那里有粮食；但是在主抓粮食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粮食部长陈国栋那里却讨价还价，说中央征购粮食多了，要李先念和陈国栋少向四川征粮。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大饥荒”的真相。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官方一些史料说，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饥荒”期间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对中央的决定，李先念也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渝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王东渝说：“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讲话传达下去了。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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