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确定的“全面二孩”政策，几乎是最近持续时间最长的舆论热点了。“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传遍了大街小巷，在一代人的结扎和乡村女赤脚医生的画像里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但是，在“计划生育”成为口号之前，以至它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众多的专家学者以及党政人员都曾对其进行过详细深入的探讨。在国家的各种相关政策出台中，也能发现一种力求精准的小心翼翼。
关于节制人口的话题或许能够上溯到民国甚至清朝，但在建国以后，一切还要从1953年那次全国人口大普查说起。在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而这个数据只是源于上世纪30年代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新的人口调查却告诉人们，中国有六万万人口。
这次普查成为马寅初提出他的新人口论的重要由头。1957年7月，马寅初的书面发言《新人口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篇文章涉及的主题相当之多：人口、粮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农业中又涉及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机械化的讨论中也涉及就业；细化程度也令人惊叹，比如机械化仓库的尺寸、使用的工人数目，讨论经济作物的种植时，能清晰描述出吉林某制糖厂作物来源的县市。节制人口，并非凭空而来。
在促成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医生。身为医生，他们要应付的问题也很多。在1957年一次关于计划生育的代表发言中，我国著名的外科、泌尿科专家王历耕，在强调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危害之外，提到结扎输卵管或输精管的问题时，还不免要回应关于生理变态和性生活的问题。
在中央层面，政策也在进行着缓慢的推进。1954年，刘少奇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1955年，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表示同意，报告中称，“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同时，人工流产、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而从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的推进更加迅速。1971年，我国在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被载入宪法。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是在1980年。当年，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主要议题便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次座谈会也解决了一些重要甚至离奇的问题。针对劳动力可能会短缺的问题，座谈会上曾提出可以调整人口政策。而貌似常见的“老大憨”会不会影响人口素质？座谈会上的意见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且不需照看弟妹的老大或许不再那么憨厚了；更远一步说，商品经济下人们的婚育观念变化，生下来的不一定是老大。
将近两个月，五次座谈会，最终报告终于变成文件。9月份，《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嘉崎 编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半月谈》曾采访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在那时该负责人便提出，“特殊情况，有计划安排二胎生育”，而且独生计划不会是一个长久之计，只是到二十一世纪初一段时间的方针政策。
而该负责人提到的“特殊情况”，后来出现在了1984年《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中，“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因此在一些农村地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四到五年后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又被称为一孩半政策。
但对于立法，当时仍有许多分歧。当年9月份《人民日报》曾刊登不同意见，认为计划生育不宜立法，因为农村难以推行、立法不明确（当时的婚姻法修改草案提到“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义务二字实难进行法律处置）、出现强制节育现象（某些地方派医生住到已生下一胎的人家去，由该户负责医生生活费，直到同意做绝育手术）等。
也因此，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原拟提交人大会议，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暂时不讨论。而之后计划生育的立法一直被强调，却又一直等待地方经验成熟，就这样一直被搁置到2001年。
到2002年，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中，政策表述为“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而发展到现在，在失独老人、养老困难、劳动力缺失等情形下，2013年11月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没有得到预期的人口反弹的情况下，今年的“十三五”决定“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这又经历了整整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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