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罗马尼亚领导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因为向平民开枪被枪决。中国媒体对齐奥塞斯库的向平民开枪未作任何报道；当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简短地发布了一句话：“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毛泽东弟媳朱旦华披露，齐奥塞斯库夫妇之死震动中南海，朱德遗孀康克清听说后，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
1989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的圣诞节，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
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结案和平反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都是严酷的。随着思索的不断深入，必然联系到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但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
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康克清----编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对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某某反对某某，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践、人身伤害等野蛮手段，应该永远彻底否定外，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正确认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党的宗旨，也关系到党的未来。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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