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宣布，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张志军强调指出，此次会面双方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是双方商定的。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解决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历任领导人之间有合作也有斗争。本文综合编自杨奎松《革命》、2015年第19期《国家人文历史》《国共最高领袖11次会晤：蒋介石曾欲扣留毛泽东》、陶涵《蒋经国传》。
陈独秀VS孙中山
孙中山长陈独秀13岁，他们政治派别不同，思想观念也有较大差异，但孙中山豁达大度、高见远识，一直真诚相待陈独秀，视陈独秀为自己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对陈独秀领导的北京“五四”运动，表示了极大的支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五四起，一般爱国青年都走上追求新思想以革新国家政治的道路，“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不敢撄其锋。”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决心吸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国民党。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共产国际指示，但他希望：“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
孙中山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原则改造国民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资深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意见，陈独秀应邀参加。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
就在这时，广东政局又一次发生变化，滇军和桂军联合击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孙中山应邀从上海回到广州，并且立即宣布设立大本营，继续行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三大”，也于3月底来到广州。孙中山热烈迎接陈独秀的到来，4月16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又推举陈独秀为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瞬息之间，陈独秀成了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独秀在任内开展革命鼓动工作很有成绩，但财务管理方面有些乱，引起财政部的不满，许多反共份子也兴风作乱，造谣污蔑陈独秀以权谋私、享乐腐化。孙中山知悉上述情况后，于1924年1月2日发出该年“大元帅训令第一号”，指出陈独秀签署造送的开办费计算书及各种单据“未将款项分列，已支计算书格式不合，且内多缺乏单据者……。”对孙中山的训令，陈独秀迅速责令下属人员补齐各项缺陷。孙中山的训令堵住了许多反动份子的口舌，实质上是保护了陈独秀的清白人格，维护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
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推动下，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前，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代表，请他出席大会，并准备推荐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门领导重任，但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中共代表团由李大钊率领。大会的召开以及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标志着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由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相互合作正式实现，中国革命从此走向新的高涨。
然而，孙中山与陈独秀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孙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这时，马林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马林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孙就会越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马林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财政援助，断言“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他说：过去这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马林提出，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
同时，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一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来成就中国革命的作法不切实际，孙中山很激烈地表示了他的不满。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
毛泽东VS蒋介石
两人最著名的交锋，应该就是重庆谈判了。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即相识共事，但自从成了政治敌手后，已有近20年没有相见。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无不渴望和平，所以两位政治巨人的见面，被国人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国共双方，对这场会面也自然有着精密的筹划。事实上，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那一刻起，双方的暗战和角力就已经开始了。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举办了欢迎宴会，蒋介石致欢迎辞：“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渝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蒋介石久闻毛泽东爱吃辣椒，所以，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宴会上，蒋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据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11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在日记中，蒋为谈判制订的基本策略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由于谈判僵持，蒋介石一度意欲扣留毛泽东。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除了美苏、国内舆论外，恐怕也与蒋对毛的判断有关。一方面，他认为，毛这个人不简单，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毛“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所以，10月6日中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纪要》的签字当然是可喜可贺。也在这一天，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在受勋人员名单中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蒋介石后来又加进了毛泽东、董必武和邓颖超。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毛泽东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
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蒋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甚是不快，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这一次握手道别，便是他们的永别。当天，蒋在日记中说：“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就在毛泽东离渝后，10月13日，蒋即正式发布了剿共密令，他告诫各级军事将领：“共党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而中共中央也在毛离开重庆后，发布指示，称：“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故“解放区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两位政治巨人把酒言欢，并没有缩小两党间的巨大分歧。
邓小平VS蒋经国
自从蒋经国担任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蒋经国从未谋面。但是在1926－1927年期间，邓小平与蒋经国曾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到了70-80年代，两人在台湾回归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均展开了多次的较量。
1973年，蒋介石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同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蒋介石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当年，毛泽东在北京迎接尼克松，给了蒋介石重重一击，蒋介石曾愤怒地说：“尼克松不是个东西！”邓小平同样给了蒋经国重重一击：蒋经国在美国国内的各个部门都安插了“亲台朋友”，可是，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蒋经国竟毫不知情。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消息公布当天，新台币黑市交易（兑换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
接下来，中国大陆用行动争取两岸统一。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但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为何选择新加坡
邓小平与蒋经国的角逐还没有结束，但接下来多了一位出场人物----李光耀。这大概可以解释，包括“汪辜会谈”在内，为什么两岸的交流会面都会选择新加坡。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
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
国民党秘书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岛内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
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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