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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振宁反对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真是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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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杨振宁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二次的回到中国,除了探望病情日益沈重的父亲,并且在北京做了十次演讲和座谈,这些活动延续了一个多礼拜之久。其中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一次座谈是七月四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独排众议,不赞成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建造高能量的加速器,全力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计画。这一个座谈会的纪录,后来在中国大陆科学界有一个「杨振宁舌战群儒」的名称。

中国科学界的人士,在那个时候会有建造高能量加速器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发展比较落后,一方面也是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要对人类的知识领域作出一些贡献,这其实有一点是呼应毛泽东当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一句话,而高能物理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科学领域。

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禁忌还是很多的,尤其又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的座谈会纪录来看,这个座谈会的发言是坦率而直接的,没有人因为杨振宁当时是共产党的贵宾身分而有所保留。

这个座谈会是由当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主持,张文裕是中国老一辈相当有地位的一位物理学家,由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西南联大还做过杨振宁的老师,一九四五年杨振宁初到美国,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在那研究的张文裕见过面,张文裕那时和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有一项共同合作的工作,在物理科学上有「张氏辐射」之名,可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一开始就不赞成中国要花上一亿美金的代价,去建造

一个高能量的加速器。当时就有人质疑杨振宁说,难道中国就一直不要发展高能实验物理吗?

杨振宁的回答是:「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二一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接着参加座谈会的物理学家包括徐绍旺、汪容、何祚庥、严太玄、冼鼎昌等一些人,分别从中国发展高能物理需要时间培养,可以从小的、能量低的加速器做起,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实验基地等几个方向,挑战杨振宁的看法。
杨振宁显然对于高能物理的发展已有他非常固定的看法,他对每一个人的挑战都有相当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他反问道:「如果有一亿美元为什么不拿来造计算机,发展生物化学,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一定要拿来研究高能加速器。」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物理人才还太少,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中断了,加紧培养更多的物理人才是更优先的要务。

经过很长的近乎是辩论的谈话,杨振宁说:「我有个感觉,在座的有许多位赞成中国造大加速器,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对我来说,这问题是很明显的,造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我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但据我的观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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