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作为理想信念相同、前途命运相连的两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北京时间11月5日习近平飞赴河内当天，在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发文重拾传统友谊。而一周前北京在释放讯息时亦特别强调中越共同的意识形态渊源和习近平此次越南之行的双重身份。这一幕如同10年前同样发生在11月份的胡锦涛之行，更不消说冷战结束后在达成抵御和平演变共识背景下的1994年江泽民之行。
这不得不让人们思考，尽管在处理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无法截然分开，但是北京在谋求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建立现代国际关系时仍然显得“难以割舍”。朝鲜、越南当然有其特殊性，在中国的外交大局中意识心态接近是中共施加影响力的先天优势，当然可以利用，但不应该使之成为一种束缚。
意识形态主导外交的盛衰
按照既定日程11月5日起行，习近平将先后造访越南、朝鲜，这既不同于1994年江泽民时代恢复中越关系正常化后的“点穴式走访”，也不同于2005年11月份胡锦涛对朝鲜、越南的社会主义国家串访，“与新加坡一起访问”被解读为中国淡化意识形态特殊性的访问。不过，问题显然不能如此简单解读。
习近平对中越传统依然铭记，拜谒胡志明墓回忆当初称其“胡伯伯”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从来无法截然分开，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是国家利益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确在相当长时期成为左右中国外交亲疏的决定性因素。中共建政初期追随苏联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有不得不的现实利益和国际环境限制，但意识形态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因素。一度，中国甚至成为输出革命，支援邻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力量。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曾回忆，1961年当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时，他们被召进北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和他们会谈，要他们重新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中共许诺全力支持。
中共自开放之后，停止了一切对外“革命活动”的支持，对外交往大体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处理国际交往时已不再拘泥于以传统的共产主义标准划定亲疏远近，但仍不希望完全抛弃借重党际交往来撬动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僵局。
苏东剧变，中越关系缓和。1990年江泽民以鲁迅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当时出席中越成都密会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宣布结束对立。此后党际交往仍然是北京影响河内最为特殊有效的管道。去年5月份，中国海上石油钻井平台981进入南海争议水域，进而演变为一场外交争端，在越南掀起民间反华抗议打砸事件。中共官方报道一度相当低调，而越南则通过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喊话北京请求“赴京”请罪，虽历经波折但其特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鸿英最终获得习近平面见。可见，中共对于这一沟通渠道之看重。
不独河内，北京与平壤的互动更是如此。一直以来，中国不仅视超朝鲜为自己的战略屏障，而且基于同属社会主义政权的渊源考虑，给予其难以计数的经济和政治援助，金日成、金正日时期朝鲜对华依赖度不断攀升。在北京看来，尽管从心底里指责朝鲜“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其核计划）是一个对全世界安全的威胁”，尽管金正恩上台后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但除2013年年初时不得不在投票赞成联合国制裁朝鲜的第2087号决议外，北京也仅仅暂时冷落朝鲜，“弃朝论”在中国仍被视为政治禁忌不得妄议。而且对于平壤今年一再流露出的不臣之心，譬如金正恩不出席北京9•3阅兵，北京如鲠在喉但还是在10月份派遣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刘云山赴平壤化解龃龉，这被视为北京主动放低姿态。如此让步与妥协纵容，显然并不符合北京处理一般国家外交关系的原则。
北京如何留得住社会主义伙伴
在11月5日极具社会主义国家色彩的会面中，习近平重提中越历史，并表示“中方支持越南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支持越南继续深化革新事业。相信在以阮富仲同志为总书记的越南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越南党和政府一定会牢牢把握正确发展方向，顺利完成各项目标和任务，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在革新事业的伟大征程上不断取得新胜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当然不会放弃依据意识形态处理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历史惯例。正如上文所言，通过此管道，北京确乎能够对朝鲜、越南等发挥特别的影响力，譬如北京在朝核问题上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纠结的是，意识形态早已并非或者说不应该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外交话语体系。北京希望平壤并非只是自己割舍不了的“道义包袱”，也不希望目前“重走”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却并未完全走出困境的河内与北京渐行渐远。
北京目前的开放显然是毫不保留的，并且日益透露出从全球着眼改变国际治理体系和规则的勃勃雄心。在上个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刚刚结束美国之行的习近平要求中国在未来国际政经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大作用。由此，拘泥于传统意识形态亲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譬如，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在朝韩之间的权衡显然是一种“突破”。当韩国总统朴槿惠出现在9•3阅兵时的天安门城楼而金正恩特使崔龙海只是在“不起眼的角落”观礼时，北京的意图显而易见，意识形态亲疏已远远无法左右北京对朝韩的态度，韩国同样也可以是北京的优先选择。
同理，今天中越建交65周年，北京再次重提中越渊源，不过意识形态显然已无法主导或者说决定中越关系的走向。中越之间恩怨纠葛的现实远比想象更为复杂，南海问题暂告沉寂但并非一劳永逸，习近平此行相当程度上着眼于次此。而河内的开放势必需要北京作出战略适应和调整，尤其是在美国重返亚太以TPP 协议拉拢河内亲美势力背景下，北京沉浸在“传统”的吸引力显然不足以巩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基，意识形态作为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工具需要强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全球战略不可寄望于此！河内正处于当年北京走过的改革开放上升之路，北京只有尽可能参与其中，并主动契合其角色将河内纳入自己的布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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