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10日和11日,上海“首虎”市委常委兼副市长艾宝俊与北京“首虎”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次第落马,印证了中共高层对反腐所称的“无禁区”、无法外之地的宣言,而显示出中纪委的反腐新动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艾宝俊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自贸区主任。他的副手、原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自贸区副主任戴海波在2014年9月被免职。不论“涉嫌严重违纪”的艾宝俊涉案具体情由如何,已然是上海自贸区的所遭受的又一挫折。

被寄望甚高的上海自贸区进展缓慢,艾宝俊的落马或有转折性意义
官媒报道提示,曾是艾宝俊部下的宝钢集团原副总经理崔健在2015年5月被查,两者或有关联。而戴海波则是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前后被免职。因此大体可以推定,两人都堪称“带病提拔”,执掌关键岗位,甚至成为改革的前锋,后来却又因某些原因被拉下马来。这些原因自然与官方所称的“违法违纪嫌疑”有关,可能还与他们正在做的改革工作有关。或许中央层面想让干净的官员担此重任,避免改革出现偏差;也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改革不力,耽误了中央极其看重的自贸区改革事业,而其消极无为又恰恰与他们本身“不干净”有关。
上海自贸区可以视为中国新执政者深化改革开放的缩影,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和艰难程度,反腐与改革的纠结和权衡、央地关系的重塑与配合,都能够从中管窥一二。而其成败对于中国的整体改革而言或许也有一定的预见性。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来看,在整体经济形势难见好转的巨大压力下,如果地方与前线改革难以推进,很自然会倾向于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作为一项立杆见影手段的反腐工作就可能加码,并且强化对地方和一线的管控。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整体战略确定之后,地方与前线官员的执行、探索、干劲如何,中央又如何来调度管理他们,也就成为事关改革成败的事情。
中南海发力 “改革先锋”下马
在艾宝俊于11月10日落马的前一天,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据官媒报道,小组成员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上海市、重庆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其中被排名第一项的就是《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就在同一天,上海自贸区金改“新40条”落地。诸多迹象隐隐显示,作为上海自贸区主任的艾宝俊的落马与中央深改组决议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上海自贸区自始至终都被中央层面寄予厚望。国务院在通过上海自贸区方案时称其总体目标是,“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而其主要任务又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层面的建设和完善,而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意义在于为摸索、开创出可行的路径、模式和方向,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这与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的使命还有所不同。当时主要是凭借广东和深圳自身,“杀出一条血路”,地方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而对于上海自贸区,虽然上海地方同样扮演主要角色,但还有着中央层面的集体审视监管,许胜不许败的要求,并且中央还可为其提供一定的助力。
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又不仅仅是一个试点,上海本就是中国经济格局中的重心之一,并且有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潜力,在“一带一路”规划中或许也享有很高的预期。而将自贸区放在上海,也为上海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如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对上海而言也是一种损失。
自贸区遇阻 反腐施压
上海自贸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一如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升级。自2014年起,舆论中就开始出现对上海自贸区的悲观论调,认为其改革进展缓慢,或以失败告终。各方所提出的问题包括:地方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过于依赖中央优惠政策、自贸区试验进程迟缓、自贸区新政策被及时推广而使其失去相对优势等等,而在自贸区中注册企业数量也低于预期,很多期货公司并未开展业务,甚至出现新公司撤退的现象。
事在人为,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症结或许还是要属人事层面的问题。比如,被委任为自贸区副主任的戴海波在2015年4月因“涉嫌违纪违法”被免职,自贸区主任艾宝俊现今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主事的人都没有用对,不干净,怎么能期待他们去操作艰难复杂的改革工作?
艾宝俊落马的新闻发布6分钟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艾宝俊之事并向中央表态的消息即见诸网媒。韩正所说的“令人十分痛心”一语被多家媒体放到标题里。这种“痛心”正反映了改革的艰难。
艾宝俊落马前毕竟是共事多年的伙伴,一夕之间锒铛入狱,确实令人不胜唏嘘,会对执政团队内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中央层面也有着类似的考量。艾宝俊是位居重要岗位的地方领导人,更是改革一线的前锋大将,将其掀于马下,对自贸区的负面影响难以避免。这一类官员较为普遍地涉及腐败、沾染“四风”,需要及时清理以重塑党建,同时又需要他们尽职尽责,为改革出力。
于是,在反腐与改革之间,出现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能否做好这种平衡就颇为关键。从现实操作的视角来看,如果违纪违法极其普遍,为了当下的改革可以留案待查,将功补过。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反腐指示就体现了这一点。但如果消极无为、改革无力、难以称职,则就有可能被反腐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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