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尼西亚突然发表声明，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索求侵犯了印尼主权，印尼要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这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声称热烈欢迎习近平，中菲关系转暖的背景下，显得很不寻常。东南亚国家一方唱罢一方登场，会给国际社会以中国乱惹麻烦的错觉。有评论指出，两国密集发声指责中国的背后隐隐有域外大国主使，其实质可能是旧有霸主对全球管辖权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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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声称要将中国告上国际刑事法庭，但更现实的结果是，印尼只能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国际刑事法庭一般只针对非常严重的战争罪，如种族灭绝、大屠杀之类。国际仲裁法庭是针对国际争端的主要调节机构。但国际仲裁法庭对国家主权类争端没有裁判权，印尼的声明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企图恐吓中国，以求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争取到和中国就岛屿争端谈判的话语权。
无论是菲律宾状告中国，抑或印尼状告中国，这在国际上都并非罕见。国际关系上经常有小国状告大国的现象，如尼加拉瓜状告美国案、格鲁吉亚状告俄罗斯案、毛里求斯状告英国案、孟加拉国状告印度案等。但菲律宾和印尼两国接连状告中国，还是因为同一议题，这在频率上比较少见。
菲律宾与印尼状告中国，有两个名词十分关键，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二是海牙国际法庭。菲律宾和印尼状告中国的依据，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菲律宾和印尼状告中国的法庭，很可能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常设或临时机构。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起源条约是西方海洋强国相互协商的结果，代表的是欧洲的价值理念，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像美国就认为，该《公约》对美国没有约束力。由此可见，《联合国海洋公约》，实际上体现的是制定该公约的国家的话语权，权威性值得考量。
至于海牙国际法庭，其虽为联合国的常设机构，但其前身是1920年的常设国际法院，该法院从创建到制度以至于指导精神，都具有很强的西方体系的特色。即便法庭的法官来自各大洲，但因为法庭的指导精神和制度，例如法官的宣誓内容等，都体现了浓郁的社会契约及人文伦理的价值观，因此天然的具备西方文明的基因。菲律宾和印尼状告中国，其凭借和裁判机构都是西方国家的产物，这实质上是利用西方的文明困住中国的手脚，其根源还是话语权的竞争。
在习近平对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特别的提到了“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所谓的制度性话语权，就是制定规则和制度，而海牙国际法庭和《联合国海洋公约》，都是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具体化体现。习近平要拥有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就是要在全球的政经体系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制定体现中国特色的制度，这实际上是追求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变，改变的方向是让其符合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国将来能够争取到习近平所说的“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那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长期的深远的。如能成功，则意味着菲律宾和印尼这样的国家，在将来即便状告中国，裁判的条文和法院也会天然的对中国有利。其他国家相互争端的裁判，能够体现中国的追求和价值观。因此相比现在南海的争端，拥有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是真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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