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出生的郭潜，本名“郭干辉”，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长征时，曾被同事回忆很“怕死”。一次，长征部队遭遇敌机轰炸，负责宣传工作的郭潜和胡耀邦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两人都被弹片击伤，胡耀邦沉着冷静；而郭潜却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长征结束后，他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他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江青于“七七事变”后，单身来到延安。其恢复党籍的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于是在招待所住了两个月。不久后，江青的前夫黄敬来到延安为江青作了证明，江青才恢复了党籍。
郭潜资料图
抗战爆发后，郭潜被派往南方新四军工作，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这样的关键职务。1942年5月26日，因未能及时译出要他撤退的密码而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审讯，郭潜提出叛变的三个条件：一是要1万元的经费；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认为他的位置非常关键，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还让他拿到了3万元的经费。
叛变后的郭潜完全忘掉了自己曾经是个革命者的身份，全情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叛变当晚，他就带着特务破坏了中共粤北省委机关。后又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了其本名“郭干辉”。他在中统还是蛮拼的，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还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虽然这些都是他闭门造车的产物，效果也称不上好，但其为中统效劳的诚心还是被认可，官也越做越大。
1948年7月，郭潜被派往天津任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上任伊始，他便大肆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仅在8月20日的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担任台湾省调查处处长。
在台湾期间，郭潜最大的“功绩”是破获了“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并因此案的破获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
1964年，郭潜在台湾辞去副局长职务后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以学者“郭华伦”的身份出现。其晚年所著4卷本《中共史论》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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