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因“北进”与“南下”而发生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四方面军便遭到清算。图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一、红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开始组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为王平章。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由南下时的10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5军、第9军、第30军，共21,800余人，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授予渡河部队“西路军”称号。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处境的恶劣，经半年的征战厮杀，付出了重大牺牲。到1937年4月，西路军终遭失败，余部的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在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应下，至新疆后返延安；另一部900余人在王树声、李聚奎等率领下分散游击绕回陕北。徐向前与秦基伟在警卫全部战死的情况下，乔装商人艰难返回陕北。陈昌浩突围后，在当地一湖北老乡家隐藏近半年，寻找党组织未果，返回湖北老家，三年后返回陕北，遭批判，1967年被迫害至死.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余部近2万人和红29军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二、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国焘，1920年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5年被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另立“中央”。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7年3月在延安被批判，之后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1938年春，张国焘逃离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9年逃往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多伦多市。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共同北上。
1935年9月，张国焘主持召开“阿坝会议”，以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公开与中央决裂，另立中央。
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的“中委”名单及决定：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肖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成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注）：此名单当时由徐以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石印组具体刻印。建国后，徐曾任外交部副部长，1994年去世。
根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的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张国焘的这段所谓回忆，没有提及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私自变卦南下。没有讲他给陈昌浩发密电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使中央连夜率红一、二方面军先行北上的问题，把责任推给了徐向前和陈昌浩。
1937年3月23—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个电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三、张国焘密电的问题
1935年7月中革政治局接受周恩来提议，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由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指挥”。（此时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之一，负总责的是周恩来。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是1936年12月7日）。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
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周纯全
总参谋长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参谋长叶剑英
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
1军（由1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3军（由3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5军（由5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1937年1月牺牲）代政委曾日三（1936年牺牲）代参谋长曹里怀
32军（由9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9军军长孙玉清（1937年牺牲）政委陈海松（1937年3月牺牲）参谋长陈伯钧
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31军军长余天云（1936年4月牺牲）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33军军长罗南辉（1936年10月牺牲）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决定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张国焘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等左路军到来。叶剑英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巴西一个名叫潘州村子的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也住在附近。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这时，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到叶剑英手中，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硬，内容有这样几点：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就要监视其行动，“彻底解决”。
叶剑英觉得这是大事情，必须马上报告毛泽东。他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借口上厕所溜出会场，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叫叶剑英赶快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他到这里来过。叶剑英赶回会场时，陈昌浩还在讲话，等他讲完了，叶剑英才把电报交给他。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驻地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招致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后果。经共同研究决定，右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巴西，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境地。
叶剑英回去后带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回到毛泽东身边。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和红军大学南下。
后来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四、中央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取消主义行为的综合。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出现了一些情况。
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刘伯承率领，是红四方面军剩下的主要力量；第二部分由陈云、李先念率领，主要是西路军左路军的生还者组成，400余人。第三部分在延安，主要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由于各部所面临的形势、领导人对政策的理解等方面的不同，红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刘伯承这部分人经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审查甄别后，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重新分配了工作。
李先念（时任红30军政委）、程世才（时任红30军军长）等人带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因为回来时批判张国焘已结束，没有受更多的牵连。
问题出在延安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因为有人指红四方面军是土匪军阀，引起他们的不满。发生了红4军的副军长刘世模自杀，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许世友要上山打游击的事。
李先念被调任新四军支队参谋长。
关于红四方面军在延安整顿的问题，在林彪倒台之后，把问题全赖在林彪身上。
五、历史的反复
红四方面军的问题自1937年延安形成《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以后，包括当事人在内从来没有过争议。然而随着毛泽东（1976）、朱德（1976）、周恩来（1976）、张闻天（1976）、刘伯承（1986）、叶剑英（1986）、林彪（1971）这些当事人的去世，活着的原红四方面军的诸如徐向前、李先念等开始出来说话了，推翻了许多曾经认可的历史事实。
他们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对张国焘的看法上基本没有异义，对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南下及叶剑英密电问题有了新的说法。
1.陈昌浩的平反
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红军最高将领之一。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以后，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徐向前回到延安，后来担任了129师副师长。陈昌浩回到武汉，后来才回到延安。中央安排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的教员，后来又到苏联养病，同时在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并与一苏联女人同居，其妻张琴秋（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知道后与陈昌浩离婚，与老战友、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为夫妻。1951年回到祖国，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去世。1984年以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故意为之，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而恢复名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