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死后，光绪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二人为何走到决裂的地步，而太后的这一举动，有能得到当时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本文作者认为，光绪是一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图为1908年光绪皇帝出殡
一
“?”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给长子起名“载?”，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然而世事就是这么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们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在日记》）。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继承同治，除了他年龄小易于控制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是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十分乖巧，素无野心，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孩子的性格。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顽皮异常，任性乖张。小载?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这孩子并非大清皇帝的适合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另，《翁同?日记》中亦常见光绪生病的记载)。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一听到雷声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也怕得要命。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瞿鸿?《圣德记略》）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当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时，她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专制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百年之后，又可以挑起大梁。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命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二
然而光绪的童年回忆却充满苦涩。
那是1875年的1月13日，载?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的宫殿之城。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合适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糜，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像进宫的当天晚上，光绪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每天四点多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怎么也亲近不起来。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在同治身上犯过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
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瀛台泣血记》）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古灵后人《清外史》）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徐珂《清稗类钞》）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三
直到开蒙读书之后，太后才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做斗争。他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小皇帝发现，太后对读书十分看重。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人视而不见。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翁同?日记》）。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渐渐能理解书中内容，他对书本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个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臣贤臣们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经常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光绪三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翁同?日记》）
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们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四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清晨，皇帝亲政了。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翁同?日记中记载到：“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自从二十八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
太后今年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部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们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左右着大清帝国的航向。
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崩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了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
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大臣们说：“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转机也。”
包括师傅翁同?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主战。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当然也有人不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它们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五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仿照他的那些伟大祖先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战争过程与他的想像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清德宗实录》）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明白了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的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屡瞎指挥。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深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上日本人的圈套。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
六
翻阅他的老师翁同?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地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的压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搀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到：“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帐。”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则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有时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做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
后来做过溥仪教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成为了现实。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七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
是战还是和，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忿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却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八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彩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练，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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