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戈尔丁（Golding）出版了一本寓言式的小说《蝇王》。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来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是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充满了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这本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这本小说其实写得非常糟糕。比如，他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们和大孩子们呆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呆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小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和大孩子一起玩。但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互相友爱的，还是互相仇恨的？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在团体内部，我们会发现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研究黑猩猩的动物学家发现，在非洲的丛林中，黑猩猩最大的敌人不是狮子，也不是豹子，而是另外一个黑猩猩的部落。黑猩猩部落之间经常爆发冲突。一个黑猩猩部落，会对另一个黑猩猩部落发动突然袭击，将敌人打伤致残。在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敌人也是那些陌生的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一支红卫兵。人类并非生来自私，但生来都是仇外的。不是群体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仇恨，而是仇恨导致了差异。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人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当然，人类社会毕竟和动物群落不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合作的社会秩序会逐渐演化，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习惯）会强化和鼓励人们之间的分工。但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的时候，人们会更多地寻找团体内部的支持，但对团体外部的成员会更加排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可以周游世界，但劳动力却只能困守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会从全球分工中受到损失，因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会消失。但是这些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能够购买到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多样的商品。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将是复杂的。金融危机之后，当国内经济处于长期的不景气时，最容易成为出气筒的就是外国的劳工和外来的移民。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很容易抬头。
西方世界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进一步地加剧这种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的出售、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的出生率曾经有过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高潮”，但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
如果发达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欧洲则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数的20%。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默罕默德已经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排名第五。鹿特丹人口的40%是穆斯林。到2015年，俄罗斯军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兵会是穆斯林！到时候，车臣战争会怎么打呢？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表面上说的是文明的冲突，其实担忧的是人口消长对世界格局的颠覆。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则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种族之间的隔阂是很难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大熔炉”的国家，即使共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猜忌乃至敌意都难以化解。
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又带来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使我们未来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
催化剂
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ofGlobal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就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蒙蒂塞利（Ponticelli）和沃斯（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1/3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del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扎克？埃克斯利（Zack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Shrine）抗议埃斯特拉达（Joseph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挑战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触发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罗塞夫（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
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地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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