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近十年来取得巨大发展，在校大学生总数超过三千万，位居全球第一。但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愈来愈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重点大学来自寒门尤其是农村的生员逐年减少，若情况持续下去，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子弟难有上升通道。
农村孩子上大学越来越难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以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领导的合作团队，通过对百多年来教育精英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
李中清日前指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一场革命，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垄断的状况被打破，但最近二十年来，教育精英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
李中清把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中国教育精英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八六五至一九O五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前，逾七成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绅士」阶层；一九O六至一九五二年，逾六成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一九五三至一九九三年，逾四成教育精英来自全国无产阶级工农子弟；一九九四至二O一四年，逾半教育精英来自有产家庭与特定重点高中。从中所见，后两个阶段对比明显：过去二十年，中国完成了从平民子女为主导的教育精英到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精英的转变。
教育无用
重新流行
这个转变有其体制原因，如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安排，使平民子女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增大，但自主招生制度的设立则不利平民子弟进入重点大学。然而，导致这一转变更严重的是政治和财富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百分之五最富有的家庭，惟美国社会的流动渠道比中国顺畅得多。
从整体来看，正如李中清所说，中国一直以来都重视教育、重视考试，即便是政治精英以至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教育的不平等既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亦是社会不平等的反映。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九三年间，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相对较高，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比例也高。不过，在一九九四至二O一四年这个阶段，工人、农民不仅理论上的政治地位下降，实际上的社会地位更急转直下，虽然由于大学扩招，他们的子女考上大学的机会比过去增加，但能够进入重点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比例却大大下降，以至「教育无用论」重新流行。
鉴于中国还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教育精英也处于转变之中，但总的趋势将是愈来愈固化于社会上层，并加剧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对此，当局不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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