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解决思想束缚，否则寸步难行，所以第一步靠突破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第二步靠全民族的思想启蒙。19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胡耀邦担负了双重思想解放的任务：全党的思想解放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第一步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完成，第二步直到今天还在艰难的继续。胡耀邦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未能瞑目，他抱恨终天未能完成思想启蒙的大业。
2015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
思想启蒙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目的是相同的，但是目标是有区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的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束缚，而思想启蒙是突破所有的思想束缚。国人其他方面的束缚远远没有解决，胡耀邦的思想解放下一步是对所有束缚进行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的肯定，这些工作未有穷期。
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
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几乎是速决战，而思想启蒙却一直是处于难解难分、胶着状态的拉锯战、持久战、疲劳战。
胡耀邦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下子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不但“凡是”派恼火，其他教条主义者也害怕。(《一九七八年与中央党校一位同志的谈话》)
第一步突破两个凡是，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都支持，只是汪东兴少数人除外。两个凡是是套在大多数老同志头上的紧箍咒，破除个人崇拜使大家都得到解放，使他们回复了名誉和地位。所以尽管开始艰难、激流险滩、风大浪急，还是航行到彼岸。汪东兴说胡耀邦砍旗、丢刀子，胡乔木说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这几顶帽子扣上一顶就受不了，胡耀邦顶着三顶帽子毅然决然前行、不为所动。从动力上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到全党的共识，思想解放就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个人崇拜，达到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
思想解放突出的成果有那些？胡耀邦自己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第二步是思想启蒙，解决中国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动因，是吸收西方近代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平等的价值观念。突出的成果是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错误发动和领导？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中国严重缺乏这些价值观念、制度设计所致，引起了文化大革命。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不断地支持和提出了思想启蒙问题。
解决浅层次的原因是党内的原教旨主义。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胡耀邦文选》)
对于思想启蒙，不是理论界没有作这个工作，而是新老教条主义的一再干扰、破坏、阻挠。其中批“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异化论”、批“普世价值论”致使思想启蒙进程一再被打断。
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之中有的人对西方关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不屑一顾，甚至充满蔑视，这为思想启蒙设置了很难克服的巨障。本来这些问题通过理论界的说理是能够一点一滴影响老同志，事情正好相反，胡乔木从反面极力论证这些文明成果的阶级性、局限性、历史性。一些极左的理论家借助个别政治事件，否定对西方文明的汲取。许多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马上停止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一篇代表性的文献。胡乔木本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物，虽然他一方面制止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宣传，一方面还解禁了《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敏感的作品。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通过，这是胡耀邦思想启蒙努力的最后一次尝试。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基本理念都是西方思想文明的精华。要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不能拦腰斩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血脉。这就好像你要接受汉儒、宋儒、明儒和新儒家的学说，而拒绝接受原始儒家孔孟之学那样荒谬！胡耀邦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轨问题。
思想启蒙陷于低潮的原因
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一样也是人心所向。顾骧回忆：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不能轻佻地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顾骧：《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割裂开来是是极左派的手法之一，是思想启蒙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上指出：“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收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那就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文化。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今天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新世界，要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更加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当代科学文化的新知识、新成果。”
胡耀邦的思想启蒙直接激发了全党的共识，那些有启蒙思想与意识的领导人都能够大胆直言。在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陆定一向起草组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最后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些成果是胡耀邦启蒙思想的一次实现，是启蒙的一次进军号角，是彻底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总之胡耀邦一方面让一些部门做一些西方的启蒙书籍的出版，宣传工作，一方面竭尽全力抵制来自“左”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胡耀邦虽然勇于负责，大义凛然，冲锋陷阵，但是工作显得非常艰难。
历史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干预而前进的。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步伐是有很多历史偶然性的，胡乔木在思想解放上与胡耀邦对着干，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胡乔木给胡耀邦扣了分裂党的大帽子，当然也没有得逞。这次终于得逞，他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把思想启蒙打入低潮。上次有华国锋转变立场之后的支持，有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声有色、声势浩大；而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了。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人们害怕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汲取，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乏力。
在极左派蛮横不讲理的时候，胡耀邦保护了白桦一些人，支持了周扬，竭尽全力抵制了来自“左”的逆流。周扬是从极左的营垒逃出来的思想解放者。
当胡耀邦去世之后，启蒙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走着艰难曲折的路，在阴转晴、晴转阴，明暗转换的艰难的环境中苦苦追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扬、王若水、李慎之等数十位学者遭到粗暴的批判与非难。使更多的学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壁上观。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尽管不断地前进，但是一波三折，时断时续，令人扼腕浩叹！
其实，这些干扰还是浅层的现象，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隔阂，老一辈革命家的部分人物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储备不足，他们的治国理念不是完全的民主与法治，他们的民主与法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他们治国明显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他们的革命理念与现代治国理念的区别就是革别人的命，还是误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对此还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经济上的自由，也就的市场经济，这些他们了解一些，政治上的民主化很难说是热心人。这样构成了胡耀邦这些走在历史前面的人物的悲怆。
（本文转自共识网，作者为中国内蒙古大学学者刘济生。文章转载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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