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中，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发表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性双向互动，走向和平友好的新时代”为主题的演讲，以下内容节选自演讲，或可为读者提供一种参考。
中日关系是当下世界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普通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可以说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具有一种复杂的两重性。一方面，中国人受惠于日本现代化的成果，中国近百年来的改革家与革命家都受到日本人的支持与帮助。中国人对日本人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也是由衷钦佩的，对日本国民的教育水准与文明素质之高，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量中国游客来日本都有这样的感受。
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留下了深重的苦难记忆。曾有一位老前辈对我说，“在全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中，日本曾经是对中国造成最为深重苦难的国家。”虽然战争结束已经七十年了，但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痛苦记忆仍然存在，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不信任感，有一种疑虑感，有时候甚至是过度的敏感，有些中国人对日本人还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理。这可以说是民族生存经验中产生的潜意识反应。这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应激性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态度往往处于隐性状态，经特别的刺激会被重新激活，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逐渐消解。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只有经历过深重战争灾难的民族才会特别强烈而持久。
另一方面，我们多年以来的历史教育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我们对日本的介绍也沿袭了过去那些看法，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是造成中国人对现代日本人发生的变化知之不多，甚至把过去的刻板印象继承了下来。举个例子：我是一个历史学者，在座的雷颐先生也是历史学者，以前我们只泛泛知道日本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各中学的采用率，只占日本全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千分之几。日本现行的教科书绝大部分都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像这样的事，我们这些做历史的人都是很晚才知道，连我们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普通中国人了。
一方面，中国人对日本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很是钦佩，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对日本不了解，由于长期对日本的那种怀疑、疑虑、不信任感潜伏在心里，这种二元态度就造成了中日关系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向两种方向发展：
一种趋势是，随着两国交往加深，通过良性互动、相互了解，历史上形成的疑虑逐渐化解，双方在良性互动中走向和平友好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方向。
另一种趋势是，由于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由于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主导的突发事件，把中国人心灵深处潜在的对日本疑虑与不安全感重新激活，形成应激性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走向激进与刚愤。同时，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民族，天生对外部环境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安全感，日本大众往往在这种不安全感的支配下，转而形成对日本右派的支持，于是，日本民族主义与中国应激性民族主义之间，就会形成恶性的双向互动，如果矛盾不能化解，就有可能从双方的高度不信任走向冲突，并经由持续冲突甚至走向战争。可以说，这种双方的恶性互动趋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过。不幸的是，近年来，后一种可能性再次出现。中日关系向何处去？当下正处于关键时刻。
下面，就让我来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这种恶性互动趋势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关系相对稳定，胡耀邦邀请三千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当时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日本青年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许多日本青年临别时还流下离别之泪。从民意调查统计来看，日本与中国对彼此的观感都相对良好。日本右翼是极少数，没有多少影响力。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也很牢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由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首相以公职身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看法，然而随着中日经济与文化交往二十多年来的不断加深，两国关系还是稳定地向良性方向发展。
大家都可以观察到，至少在2005年到2012年中期这七年中，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2006年安倍作为日本首相，虽然是右派，但他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的这次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2007年温家宝访问日本，那次访问我们称之为“融冰之旅”。日本的新任首相福田，在同年又对中国访问，它被称之为“迎春之旅”。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日关系都表现得比较友好平稳。虽然彼此有分歧，但都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民间街头自发的反日游行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然而，风云突变，2012年下半年的右翼人士引发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是双方关系从良性互动转向恶性互动的转折点。其实，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实际影响，远不如我们中国人原先想像的那样大，它与日本和平主义的社会主流相比，应该说只是处于边缘状态，有一位留学日本多年的中国学者在昨天的讨论会上说，那些右翼人士的宣传车在东京市区呼啸而过时，没有多少周围市民对它的宣传感兴趣。声嘶力竭的喇叭声，给他的感觉是有一种“凄凉之感”。这很能说明右翼势力的真实处境。七八年前，我来日本旅游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我在日本参观了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那里的放映厅里，日本右翼人士拍摄的纪录片中，出现日本军队南京入城式的镜头。偌大剧院里，只出现几声稀疏无力的掌声，给人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靖国神社外面的广场上，却是成千上万日本青年男女在纵情享受阳光。我当时就有这样的强烈感觉日本右翼势力如同汪洋中的孤舟。
也许正因为极端右翼势力的失落感与焦虑感，使他们特别亢奋，他们终于找到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软肋，并且作出了超常发挥，由此而改变了中日关系的走向。正是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引发了中日关系的“蝴蝶效应”。石原利用他作为东京都知事的权力地位，提出了由东京收购钓鱼岛的计划。不幸的是，这又进一步引起了野田佳彦内阁错误的处理。野田从“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国有化”。他似乎想用“政府购岛”这样的举动，让钓鱼岛继续荒废，从而减轻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但是中国人却倾向于认为，两者是一种“唱双簧”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日本右翼的极端态度，激发了中国人的强烈不安全感，沉重的不幸历史记忆由此而被重新激活，中国进入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应激(stressresponse)期。2012年，中国国内街头民族主义运动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出现。这一应激性反应在网络上及部分中国人的行动中表现得相当激烈(例如反日游行抗议中砸日本车，致使司机重伤等事件)。
一年多以后的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包括在内，中国政府对日本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日本方面对中国反日游行的不满，对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不满，再加上及此前朝鲜导弹飞越日本领土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日本民间大众出于不安全感，转向对右派政策的支持。右派势力得到民粹支持而变本加厉。从历史上看，日本右派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越来越强的势头，2014年2月，东京选举中极右翼意外大胜，从去年30万票上升到60万票。
----中国人觉得，右翼与民间力量的结合，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进一步崛起的信号。中国反应性的民族主义也水涨船高。中国2015年9月的抗战胜利日的大阅兵，让日本政府对此作出新的回应，日本国会很快通过了“新安保法”，同时也意味着在法律层面上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中曾根首相当政以来历届首相三十年来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一种恶性互动已经在形成。
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旧仇加新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消解。
在中国，有人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给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二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从历史上看，中日关系双方的的恶性双向互动过程，是有前车之鉴的。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两国人民都十分重要。甲午战争以后，中日关系曾经有一个时期，双方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变法人士与中国革命派都不断得到日本方面善意的支持，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利于中国。1905年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向日本学习的热潮达到高潮。
但关系转折点是1915年的日本右翼内阁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右翼政府对中国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此来逼迫中国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作出“补偿”。当时连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也惊呼日本直接把中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从此以后，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极大的警觉，反日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强大。此后，新上台的日本文官政府温和派也曾想缓和这一局势作出努力。但在双向互动激化过程中，已经无能为力。
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刺激，1928年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政策作为回应，在自身国力尚不足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取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东北权益，中国民间也出现对日本商人的过火行动。这又引起日本民间的仇华心理。于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军国主义者与民族沙文主义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支持而如虎添翼。这一恶性互动趋势，是九一八事件的深层原因，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得寸进尺，中国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对抗。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直到太平洋战争胜利，中日战争才得以结束。
可以说，在中国和日本已经有两次恶性互动的经历，这两次经历使我们觉得有必要考虑内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双方的高度误解以及双方的高度不安全感。中国作为一个受害国家，它对日本是高度敏感的，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孤独状态，其民族性格也是高度敏感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发动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日本中间民众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引起他们对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支持，从而使双方的恶性互动得以形成。
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走向健康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蠃”，是完全有希望的。要避免中日关系陷入恶性的双向互动，我们双方都应该努力。需要我们两个民族共同发挥自己的智慧。要避免两国的恶性双向互动，两国应该做些什么事？
日本方面应该看到，一，要防止右翼人士通过挑战中国人的心理来刺激中国的不安全感。从而激起中国人的应激性反应(Stressresponse，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对日本的高度敏感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有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里才会脱敏，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极端右翼人士有可能利用中日关系上的软肋。虽然是极右翼势力是很少数的，这个边缘化的政治势力，却往往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他们有可能借助于民族主义与日本人的岛国不安全感，成为“蝴蝶效应”的起点，而这种蝴蝶效应所产生的后果却要由两国人民来共同承担。所以应该要警惕这种力量。
我们中国人也应该看到，日本战后七十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战争扩张主义已经失去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本是个法治国家，日本人是对世界上对战争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日本民族性格变化之大，人类世界上只有十三世纪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日本和平主义的力量比我们想像得还要强得多，这种和平主义是有利于与中国一起抵制日本极右翼保守势力的，如果两国人民在良性互动中加深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
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因为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多元文化中只是极少数人，有人说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与日本就在一条船上。船上存放着汽油，有极少数人就是要让汽油着火，这将成为船上所有的人的共同灾难。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人，阻止这样的人破坏我们的幸福与安宁。如果不能从历史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们中国人向日本人应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日本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东方民族，比起英美等国，他们在现代化的经验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能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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