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公民在海外屡屡卷入恐怖袭击：11月20日，一场袭击之后，三名中国公民殒命马里。“伊斯兰国”亦在11月19日于旗下《大比丘》（Dabiq）杂志宣布杀害中国人质。对此，中国外交部和在马尼拉参加APEC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先后在11月19日发表讲话，强调要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习近平已表示，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动”，“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障，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中国如不能显示自身在叙利亚反恐问题上的角色，出局风险就恐将接踵而至
西方媒体将其视为“北京的狂怒（fury）”，这或许就意味着此前看似是中东“局外人”（sidelines）的中国终于开始有了些动作。“局外人”的这一身份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无角色现状。尽管美国在中国表态“绳之以法”后联络北京，询问其加入反恐大同盟的态度，俄罗斯也谈及了中俄之间反恐态度的一致，但华盛顿已经显示了对北京加入的不置可否，北京更是在10月12日后才专门显出自己的态度，这就意味着中国虽然在人质事件后表现了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反恐决心，但在表态问题上已然等到了最后一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倘若北京不能在叙利亚抑或中东反恐的问题上有点实质动作，那么面对美、俄已在叙利亚问题上分庭抗礼的局面，刚刚有资格参加维也纳叙利亚问题大会，还在APEC峰会上得到了美国邀请的北京倘若继续严守中立，终究要在未来中东利益的争夺中出局的。到了那时，北京恐怕将会在反恐问题之外得到更多的损害，这其中较为突出的约莫有三点。
第二大国的缺位
在当下美、俄干预中东的进程中，就包括经济地位在内的一系列综合实力来说，美、俄之间的力量并不对等。但单纯就军事行动中所体现的角色和身份而言，这种力量的展示就显出了明显的均衡。美国用“反恐联盟”麾下的数十国的加盟，强调自己作为综合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利用后苏联时代的尖端武器，显示自身作为国防大国的身份。当美苏争霸的景象早已写进历史书里，全球的分析家正津津乐道于“中美G2”的观点时，叙利亚的这场争斗所反映出的显然不是新气象，而是老场面。新的“世界第二”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存在感。
中国并非对中东区域毫无介入。外界可以嗅出不少动向。“一带一路”启动后，中国就对伊朗展开了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技术转让。伦敦媒体也称，包括王毅在内的北京要人还在2014年年末对巴格达政府做出了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的独家承诺。中国甚至在2014年12月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专门建立了领事馆。在很多西方观察家眼中，中国甚至和德黑兰一样可能都是大马士革政府的重要援助者。就在10月18日，中国还专门向叙利亚捐赠一亿人民币用以赈济难民。但考虑到北京长期以来的低调态度，比起华盛顿和莫斯科互亮肌肉，原本应该站在竞技场上一同竞争的中国还是不见了踪影。
对北京来说，基于“道义感召”这一基本原则，中国在包括巴以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中东问题上不选择加入美苏以及后来的美俄干预机制。但伴随着中国在21世纪后已经逐渐成为中东问题的“全球利益攸关方”，中国也不得不自2002年11月开始设置中东特使，用以填补中国在中东的战略缺位。以2013年5月巴以元首在中国擦肩而过为标志，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中东诉求：当美国、俄罗斯、欧盟与联合国建立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时，中国正在设法寻求成为第五个参与者。这也让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始从弃权转向否决。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有自己明确的态度：需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治介入。但是，考虑到近期联合国的讲坛上，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美、俄两国之间彼此瞠目相间的导火索，双方更往往不由分说的否决彼此议案。这意味着中国如果继续等待联合国的回音，这恐怕将意味着中国要在妥协和团结之间花上相当多的时间，这将意味着北京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会长时间无法表现出任意倾向的积极方案，最终造成实际上的出局效果。
当中国在中东苦心孤诣经营甚多，但实际表现却远不如选用武力的美、俄时。这对于中国将会是一大损失：相对于加强存在感和表现的美、俄两方，北京的存在感将由此显出前所未有的稀薄感，这将和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呈现出极大的不相称。尽管就中国当下在知识产权、大宗商品议价权上的身份来说，这个稀薄的存在感也许在情理之中，但这绝对不是北京经营中东所寻求的结果。
丢失中东蛋糕的风险
当然，就中国在中东的布局来说，相比大国缺位和反恐边缘化，更糟糕的局面莫过于在中东反恐问题上形成了被排挤出局的实际结果后，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在未来中东利益分割问题上无处置喙的结局。这一点在中国于此前的叙利亚维也纳大会上的身份尤为突出。相比中国在此前伊核峰会上撮合法国对伊朗形成妥协，加速伊核危机缓解不同，北京在叙利亚危机上除坚持“联合国领导”外，并没有对美俄两阵营形成直接影响，当美国占据中东主导权，俄罗斯借叙利亚、沙特、埃及和法国形成部分同盟之际，中国的孤立角色将影响他未来在中东的利益份额。
就中国当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来说，基于联合国和道义感召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是在美、俄双方已经彼此形成阵营之后，继续站在圈外就显得很不明智。的确，美国对中国发出了邀请，但这种在中国宣布要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后才强调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耐烦。至于中俄之间，尽管北京开始与俄罗斯走近，并多选择否决票。但中国直到10月12日，即俄罗斯开火一月后才在会见叙利亚特使时谈及此节，这不免也显得有些迟缓。
北京对于在中东的利益早在2013年前后形成“新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后就有着明确的目标。根据计划，“一带一路”将为今后中国的发展需要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作战略支持与保障，这就让北京不仅与中亚地区形成紧密连带，同时也要借此确保“石油生命线”的安全。毕竟作为石油进口大国，中国石油进口的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因此，也就在叙利亚危机彻底爆发前，北京已经先在土耳其与其确定开发计划，形成了土耳其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与此同时，北京还计划让“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潜力巨大的市场，并助力中国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部地区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伊斯兰国”兴起之前，“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当中国不能在中东就安全、经济、交通等领域形成因反恐而来的有效利益分配时，这将在其他领域带来灾难性的连带反应，伴随着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重要战略利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保持着传统的影响力，印度作为地区大国一直希望主导南亚地区事务，当中国失守中东，北京将如何却保这些领域的中国利益？这对于试图借助一带一路的北京来说就将是一种灾难性的前景。
无利不起早
对中国来说，分析人士如果环顾他在“9•11”事件后至今的一系列反恐发言，不难发现中国每次发言都会谈及国内的“东突”组织，并强调该组织与“基地”、“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进而达成一种捆绑打击的效果。的确，以“东突”在南疆、费尔干那盆地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及至中东土耳其等地的联络网来说，这些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络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但当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将打击“东突”作为介入中东的一种充要条件时，这未免就有些过于“无利不起早”了。
中国时刻不忘向西方世界强调“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多次在联合国等场合上强调“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改善中国在西方反恐双重标准下的国际环境是有必要的。当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也非要专门加上一句“打击东突”时，这就未免显得有几分文不对题。
必须承认，自2009年以来，根据中国公安部统计资料，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将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从近10年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势力和国际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等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但如果北京仅仅在打击“东突”等与自身利益存在紧密联系的问题上才表现明显态度，并因此在中东反恐问题上降低区域问题上的发言权，这还有可能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反恐领域上的进一步边缘化。
于是，当看似是中东“局外人”的中国终于开始有了些动作时，这对于北京也许是关键一步。如何能在叙利亚抑或中东反恐的问题上有点实质动作，这最终关系到中国能否确保自身在下一轮的国际斗争中的顺位。为了让中国免于出局，北京固然要审慎，但该大胆时也需要鼓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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