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日，香港铜锣湾书店东主桂民海（阿海）在泰国神秘地「人间蒸发」，其他三名店员亦在深圳失踪。据亲人及合作伙伴披露，怀疑他们是因出版和销售「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禁书」，而被北京当局动用秘密警察抓捕。
阿海拥有瑞典国籍，在泰国度假，仍不能幸免于中共黑手，更不用说其他几位家眷在深圳的香港人了。泰国警方、瑞典外交部及香港警方已展开调查，并与中国执法部门接触，却始终不得要领。该案表明，中共为捍卫其「核心利益」（习近平执政以来，「核心利益」不断延伸，涵盖了领导人「面子」），可践踏普世价值，进而漠视国际法。不仅香港是其为所欲为的「新殖民地」，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成为中国警察随意进出抓人的「准殖民地」。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对香港的「禁书」出版和销售采取封堵及恐吓政策，包括种种手段：中资连锁书店不销售某些「禁书」、以高租金逼迫「二楼书店」往更高楼层搬迁、在海关加强对陆客购买的港台书籍检查、通过第三方找出版者和作者谈话，甚至许诺以重金收购书稿。涉及六四内幕的李鹏日记在上市前夕被封杀，即为典型例子。
到习近平时代，直接动用警察和司法力量，以莫须有罪名严惩在香港经营「反动」书刊人士。这些人从事书刊出版和销售，符合香港法律，却被以中国内地的法律治罪。比如，计画出版我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出版揭露中国政经内幕的杂志的王健民等人，都因踩到这道肉眼看不见的「红线」而被判重刑。
桂民海案则预示习近平对香港「禁书」出版业的打压进入新阶段。此前，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中共曾动用便衣警察或收买当地警察，绑架民运人士回中国判重刑，如王炳章、彭明等人。如今，同样手段用在像桂民海这样的书生和商人身上。
桂民海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学者兼商人。2005年秋，我赴德国柏林参加国际笔会年会，与桂民海相识。桂民海告诉我，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80年代末赴欧洲留学，获哥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我把新作送给他，他也送我刚刚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对近代西方航海历史以及海洋文明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颇有兴趣，那几天跟桂民海有很多讨论。后来，我们在香港还相聚过。再后来，听说他长居香港，从事「禁书」出版。
香港成「禁书」基地，有其特殊历史背景。首先，这是中共对言论自由高压的结果。没有选举权的中国民众长期存在「信息（尤其是高层政治内幕）匮乏症」，陆客到香港旅游，除买奢侈品和奶粉，一般都会购买政治议题的「禁书」。其次，香港是一个出版自由的社会，没有出版审查制度，一个人就可以注册一家出版社，「禁书」出版成为比较容易操作的事业。
不到十年时间，桂民海在香港的「禁书」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盘下有20多年历史的铜锣湾书店。这正符合我对他的印象：他身上有一种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的江湖气，投身商海，一定能有所成就。
阿海出事，或许与他是独立中文笔会和「深青社」成员有关，他的多重身分让国安系统高估他的「危险性」。独立中文笔会的标志性人物是前会长刘晓波，笔会诸多会员身陷牢狱，敏感性自不待言。而「深青社」这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组织，亦被中共当作眼中钉，中国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曾刊登一篇名为《揭秘“深青社”国际秘书桂民海其人》的长文，认为2002年末创立于深圳的「深青社」，自称是「从事编辑、出版、写作、学术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自愿缔结的非政府、非政党、非赢利、无国界组织」，其实背后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并直接点名「揭露」阿海的「真面目」：「深青社」国际秘书桂民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外民运人士，并且是为欧盟和联合国某些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机构工作的海外民运人士。」这样赤裸裸的告密和诬告，可能也是阿海遭遇飞来横祸的原因之一。
桂民海出事后，香港出版界出现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香港的出版自由面临灭顶之灾。铜锣湾书店的厄运，是香港的厄运，以及所有热爱言论自由的人的厄运。我们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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