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24日，年过古稀的著名异议人士高瑜，在北京迎来其二审的判决，庭审法官宣布11月26日开庭宣判，彼时高瑜的家属也可进入法庭。高瑜案二审匆匆结束，公安人员如临大敌守在法院外，法院外的马路被封锁并被禁止停车，这说明中共对高瑜案非常重视。高瑜案的二审之所以能够进行，以及中共对高瑜案的极端重视，说明高瑜案的结局可能发生改变。而之所以能发生改变，这被认为与中共当局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关。
图为高瑜，其案件二审结果吸引外界关注
根据中国的法律，法院对同一案件进行第二次审理的结果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应改判或撤销原判重审。其二，原判决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则应当改判。其三，原判决事实没有错误，但量刑不当的，也应当改判。如果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则一般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
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二审的开庭本身就需要条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满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条件就是上诉人要提出新的相关的事实和证据，并且这些事实和依据能让法官认定影响到了对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如果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则上级法院一般会以书面的形势维持原判，而不会开庭审理。
这说明高瑜案的审判结果很有可能发生改变，即出现前面所述的三种变化。如果二审法庭认为高瑜案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高瑜案会被撤销原判或者改判，这意味着高瑜甚至有可能会被当庭释放。当然，即便最终认定高瑜案适用法律错误，案件也会改判；如果认定高瑜案量刑不当，同样会发生改判。根据以往的法律实践，如果改判，则极有可能是轻判。
但鉴于本案的特殊性，高瑜案并非一般的民事或刑事案件，而是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异议人士广泛关注的、牵扯到意识形态之争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又不能以常理推测。所以高瑜案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中共为宣示高瑜案合法合规，为使案件审理体现出法制性，即便认为审判结果已定二审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依然举行了二审。案件二审的本身就表示出完全满足了高瑜的法理诉求，审判结果则不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知，高瑜案虽然极有可能改判，并且改判的倾向是轻判，但依然有维持原判的可能。这是因为高瑜案背景复杂，不能以寻常案件类比。
高瑜案牵涉意识形态之争，又备受西方世界关注，其一审的宣判不会是仓促而为，而是经过慎重的协商思考。既然高瑜案的宣判并非仓促，如果二审改判，改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外界认为，其原因可能有内政外交两个方面的考虑。
在对内方面，中共十八大之后党外抓捕维权律师，党内厉行“妄议中央”入罪。这些也许不是政局系统性的左转，但已经引起了一些倾向开明改革人士的非议。高瑜一耄耋老人，体弱多病，其政治活动更多的是符号性意义，对大局并无多少影响。严判年老多病的高瑜，非但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而让人质疑其缺乏同情之心，若高瑜在狱中发生不测，则其影响更为久远。二审轻判高瑜，能安抚国内开明人士，体现中共的仁爱包容，是一箭双雕之举。
实际上，中国的法制大环境在不断的改善。像案发于1996年全国严打背景下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就在2014年平反改判，当时的责任人员也被追责。类似的还有聂树斌案、杨波涛案、陈琴琴案等。中国法制大环境的改变，是一种明显的持续的趋势，无论是立案登记制改革还是司法系统垂直体系的建立，都体现了这一点。高瑜案能够重启二审，应该有受益于司法改革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传闻习近平对政法系统对高瑜以及浦志强等大动干戈颇为不满，未经证实的传言称，习近平甚至拍了桌子，指示司法系统一定要依法办案，决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轻罪重判。
若中共高层力量的介入传言为真，则高瑜案重启二审则不难理解。
对外方面，美欧就高瑜案件频频发声，并以此作为攻击中国人权事业的借口，给中国造成了外交压力。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等，也借此对中国横加指责。当然，高瑜案是中国内政，中国不必看外国的脸色。但现在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事业批评的声音上升。如果释放一个没有犯多大罪过的老人就能减轻外交的压力，树立中国重视人权的形象，又何乐而不为？
无论所谓的国内民主人士还是西方世界，对高瑜案的批评之一是禁止高瑜会见律师。11月23日，在二审开庭之前，代理此案的北京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到看守所与当事人高瑜会面。据高瑜的律师透露，高瑜在狱中享受到了医疗保障措施。这即说明看守所对待高瑜的待遇不错，也说明了高瑜身体并不健康。高瑜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成为法官审判的影响因素。如果轻判成真，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因为，高瑜若在狱中有事，鉴于现行看守所、监狱等强制机关的不透明，即便中共给予了高瑜优厚的待遇和完善的治疗，依然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中共考量利弊，对内安抚对外交往，选择重审高瑜案也不难理解，甚至于改判也非无可能。但问题在于，中共有没当庭释放高瑜的魄力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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