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于1965年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一、亦步亦趋的1966年
1965年2月，四十五岁的赵紫阳，接替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陶铸，就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
翌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袭中国。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声称：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等言词，振聋发聩，不能不引起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极大震动。
三天之后，5月19日，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上作了文化革命的动员讲话。会后，广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得不跟随着中央的部署，亦步亦趋地展开。
随着“彭、陆、罗、杨”先后倒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惟广东问题，尚在陶的关怀注目之下。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的消息同时由新华社公布。在赵紫阳的督促下，6月7日，广东省委决定；立即从省直各机关单位抽调干部900人，组成工作队，分赴各高等学校帮助和领导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思想领域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1同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与中南局主管的《羊城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评秦牧的〈艺海拾贝〉》，批判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其斗争锋芒应集中指向那些党内党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2后由于运动发展远超预期，大、中、小学实际上长期“停课闹革命”。
6月22日，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赵紫阳，请他研究大、中学校里的夺权问题。陶铸提醒省委，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要处于省委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学校里一哄而起的学生运动，一定要由工作组加以控制。他还特别指出，要慎防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敌人夺权。6月26日赵紫阳召集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了陶铸的指示。3赵紫阳还称，“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单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所谓被动状态，就是说，这个运动我们还未真正领导起来，运动的领导权还未真正抓到手，学生还不太相信我们；或者有些是工作队已初步取得了领导权，但很不巩固，还时刻有脱离领导的危险，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还差。我们跟不上去，他们就会离开工作队的领导。”
7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重新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鉴于文化大革命战线太长，部分地区出现动乱，为了稳定局势，决定缩短战线，重点放在中等城市以上的文化、教育部门，已揪出了“牛鬼蛇神”的单位，应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转入专案处理。并规定，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许搞自发夺权，力求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7月15日，在北京的陶铸针对当时出现的乱斗乱搜乱抄家的严重状况，指示省委：“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动信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还指示“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会议，讨论运动情况。会议指出，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从而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7月21日，赵紫阳在广州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上称，“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
北京的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7月下旬，在南方半年多后返京的毛泽东，对北京地区文革表示极不满意，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李雪峰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称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露面，以此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7月30日，正在北京准备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赵紫阳及准备出席全会的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区梦觉，得知毛泽东已在工作组问题上明确表了态，遂匆匆写信给省委，对撤退工作组作了紧急布置：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太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隔了一天，8月1日晚，赵紫阳又打电话给广东省委，指示尽快解决工作组问题。因为北京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广东也应这样做。他说：“工作队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个系搞好了撤一个系，一校搞好了撤一个校，陆续撤。不用等我回来一起撤。”他还解释说：“所谓搞好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能够领导运动了。”
8月6日，省委遵照赵紫阳“工作队马上撤出”的指示，匆忙作出了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着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很快就要烧到各地各级党委头上。陶铸在这次全会上虽然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惟中南各省、区党委却不能因此有更多的受惠，从而逃脱受冲击的命运。
8月7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毛的这段文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改变了全会原有的议题和日程。
敏锐的赵紫阳闻风而动，通过电话亦口述了一份题为“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由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于8月8日贴到省委办公大楼入口处，表示“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贴自己的大字报，揭露、批判自己的错误。翌日，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也联名写出一张内容大体相同的大字报，以表示欢迎群众揭发、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错误。
8月17日晚，从北京回到广州的赵紫阳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称：“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8月31日，清华大学南下串连的两名学生给广东省委贴出一张与毛泽东的“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该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其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曾讲过，广东省委派出的工作队的问题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该大字报则说，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相互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赵紫阳曾提出，选举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要由各派代表组成。大字报则认为，委员会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各派都参加的议会制。最后，大字报的作者断言，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
9月3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与会者有四千多人。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分别代表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和广州市委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在此前后，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反组织蜂起。
9月15日，一名广东省委的普通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针对赵紫阳的大字报，揭发赵紫阳出身地主，父亲于土改时被处死，要求将此事搞清楚（赵父于1947年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在家乡发病去世，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的批语则称，“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下达后，因所谓“黑材料”问题，广东省委陷入更深层次的被动挨打状态。
11月4日，赵紫阳被迫代表省委作检讨（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党委都作了检讨）。赵不得不承认省委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省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赵也辩解道：省委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赵紫阳代表省委检讨后，广州和外地来的一部分红卫兵并不满意，认为检讨是假的，是阴谋，是为了蒙蔽群众。
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10月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月，他们就“黑材料”问题，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要求赵紫阳等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5日，赵紫阳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陶铸在11月6日以电话答复：“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
11月16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内称，“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此前，11月9日，已有学生冲击了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一部分材料，省委组织部档案被封。此后，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从下午3时至清晨6时，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围困赵紫阳长达15个小时，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赵紫阳在打给陶铸的电话中焦急地说：“现在广州情况越来越紧张，问题的焦点还是材料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少数派（全市约一千多人）激烈得很。”“因为材料问题，省委同少数派的关系闹得很僵，本来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是准备同少数派在一边的，但现在无法做到，反而越来越糟……平反问题，也与材料问题有互相联系，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自然紧张，我们每天的时间，自己无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11月27、28两日，本地和外地的红卫兵，继续冲击省委，搜查省委的“黑材料”。28日，省委被省直联络总部一些人和华工红旗、中大八三一、珠影东方红、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地质东方红、哈军工和中南林学院等八个组织抢走文件、刊物378份，笔记本23本，包括有组织部记载干部调动方案的笔记本。
12月3日，赵紫阳以电话向陶铸报告：“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厉害……在学校，少数派与职工多数派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广州各大专学校的少数派联合行动，很容易冲突起来。”12月10日，赵紫阳向陶铸汇报说，造反派的火力，“现在集中攻省委在十一中全会后和工作会议后，仍坚持反动路线，材料处理不下去，平反问题中央补充规定传达得晚，省委挑动群众排外，机关运动停下来等等。”12月11日、14日，部分群众组织连续两次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广东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赵紫阳被揪去大会接受“批判”。
二、在夺权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1967年1月，陶铸最终被打倒以及发源于上海肆虐于全国的“一月风暴”，使已饱受造反派冲击蹂躏的广东省委，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陶铸的地位在1966年12月下旬已岌岌可危。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称：“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未有异议。1月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就陶铸问题表了态，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1月5日，陶铸被揪出的坏消息传到广州，赵紫阳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说：“陶铸被揪后，红卫兵小将对省委的看法将会根本改变，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今后省委书记处碰头的机会更少更困难了，希望大家独立作战，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同一天，在省委碰头会上，他还讲道：“看陶铸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广东省委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陶铸被揪，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我是重点人物，准备被打成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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