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性忧虑，是在如何融入当今世界格局并恢复传统文明大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应有地位，这个问题上缺乏自信的表现。由于历史的惨痛记忆，在中国的整个知识界，甚至在老百姓的意识中，他们对于面向世界的开放，总是充满着对不确定性的忧虑，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激进、剧烈的拒斥和批判。这种情绪是有待反省的，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百年来激荡的忧愤、焦虑情结，回归千年中国历史中的中庸和合之道，用大历史的优良传统来舒缓小历史的民族创伤，由此理性、明智地构建我们的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是否到了足够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视，甚至引起他们的焦虑和恐惧，那是他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目前所要做的只是改良自己的政体制度，维系传统自有的文明价值，保持多元健康的经济发展，实现公正自由的内部秩序，这才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要克服自己的世界性焦虑
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要克服那种二元对抗的敌友政治论。关于敌友政治的说辞很多，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敌友政治论大致来自下面三种理论形态：第一是历史的敌友政治论。中西对抗是一个近现代史的事实，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150年来的现代社会确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枪炮下被激发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段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强大了就要一个对历史的说法，这里隐含着一种复仇论的历史宿命。这样一种从历史恩怨来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心态，是不理性的，也是不明智的，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道义性。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纠缠于中国与西方的基于历史的敌友政治论，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自己的灾难。西方固然有罪恶的一面，但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普*世性的东西，这些普*世性的价值与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为我们所共享的，接受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投降，而是借着西方人的手使我们重新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第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论。这套理论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具有多少现实意义了，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中西敌友政治论在中国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显然已不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与此同时， 西方有关这种政治话语的“历史终结论”，也在短暂的热闹之后迅速退场。所以， 在中国除了极少数激进左派之外，已经没有人热衷于这种世界主义的阶级斗争。
但是，另外一种（第三种）敌友政治论，即基于文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敌友冲突论， 在西方却甚嚣尘上，成为极端保守主义的核心理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这种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端政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要看到这在西方世界并不是绝对主导性的理论，只是一派观点而已。西方还有各种和平与友好的民*主理论和文化理论，文化多元、友好共处、商谈交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思想中也是源远流长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出发来应对这个问题。中国在发展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想与人为敌，自设沟壑，我们的传统历来崇尚求同存异、礼尚往来、多元共荣。因此， 文明冲突、价值对立、敌友政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应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礼仪之道与和谐精神，促进世界的和解、和平与共同繁荣。我们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明价值、宗教信仰、地缘格局等等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一定要在你死我活的决战之中寻求最终的胜负。我们没有必要把西方的那套理论转化为我们的理论。不管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如何考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不明智的，甚至是坠入其毂中。
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世界性焦虑，应该看到， 随着世界性的广泛交流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冲突会日益广泛和深刻，由此产生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焦虑。试图通过某种最后的革命或敌友决战来一次性或者终极性解决的想法，是一种看上去美妙实质上罪恶的政治浪漫主义，是一种想当然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的幻想。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摩擦，除非这里的人全是天使。所以， 经济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贸易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观念纷争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商议、谈判的方式予以妥协性的解决。
当然，任何解决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于是在新的条件下再寻求新的有限性的解决。人类的合作事务就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重复的、妥协的交往过程， 世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法律秩序、民主政治、共和商谈等制度设施也就产生出来，审慎的理性成为这类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人性基础。从上述意义上来看待中国30 年的发展以及大国战略，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的世界性焦虑是多么的不必要，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 其消极意义远大于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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