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任特首的背景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梁振英早前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会面后说，习总充份肯定他和特区政府施政，并鼓励他和特区政府再接再厉。这又是典型梁氏语言伪术，这番传「圣旨」，意在给外界印象习总是支持他连任的。梁振英要连任，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北京到此刻，离任期结束不足两年，仍不公然表示支持现任的特首连任呢？有时候，没有说的，比已经说了的，可能更有意思。
梁振英挑起香港社会矛盾，破坏和谐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北京来说，他连爱国爱港阵营也团结不了，每逢碰上具争议的事，都要北京出面，才能令建制阵营归队，梁振英完全发挥不到他作为中央驻港代理人的角色，反添烦添乱，不力撑他自有道理。但相信北京到现在为止未能决定下届特首的人选，应不止梁振英的个人问题，还涉及更深层的考虑。
有些人认为北京要因应明年立法会选举结果才会有明确想法、部署。但我认为这不应是最关键的考虑点。即使下次选举泛民大败，连三分一议席也失去了，那不表示特区政府施政会顺畅，因街头抗争将全面替代议会抗争，局面将更难控制。若泛民能保住关键的三分一议席，局面只会是与现在一样，变化不大。
因此，北京在部署2017的特首人选时，仍是要考虑一个不是由一人一票产生的特首，面对两极分化的香港社会，及反对派仍有相当影响力的立法会，要怎样的人，才有望把管治的难度减到最低，也不寄望他能化解管治困局了。
回望过去三任特首，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商人背景出身，与中央关系密切，深受信任，也是公认的老好人。但这种背景的人，连主导特区政府内的公务员也不能，致要推出高官问责制尝试抢回政府内主导权，但先是碰上亚洲金融风暴和沙士，再因缺乏政治技巧去强推二十三条，导致五十万人上街，终黯然下台。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有丰富的公务经验，民望也高，本可有一番作为，但也因这种背景，未能受中央充份信任，故上任后诚惶诚恐，只以「做好份工」的醒目仔心态去做特首，不敢有所作为，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最后，竟因卷入贪腐，民望大跌，也是黯然落任，现更面对刑事起诉。
公务员出身较为港人信任
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上任过程充满阴谋权争，本是大热的唐英年被丑闻抹黑，终致出闸脱脚。若是唐英年当特首，他商人背景但又做过几年问责官员，与公务员关系亦不差，情形有可能比董建华好一点。梁振英虽是专业人士，但他亲中的背景更强烈。换句话说，由商人到公务员，现在是由土共来当特首。梁振英未必是北京当时的首选，但至少是信得过的人。
我比较三任特首的背景，是想去推算北京在2017年会如何选择。若北京希望加强干预，那他的选择自然会与只求减低社会矛盾很不同。我假设北京不会愚蠢到认为在现今的局面，仍寄望可找到有效方法加强干预和收紧操控，但又不会造成反效果。
若北京政府只期望2017年的特首能减少社会分歧，那么从三任特首比较，土共应最不能减低社会矛盾，故被选中的机会最低。这不是你接不接受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反共情绪越益高涨的问题，而是一项不能回避的事实。商界背景应会好一些，但他所能团结得到的人应是有限，现今社会对官商勾结仍存极大疑虑，及社会贫富悬殊越益严重，商界出身的特首也不能化解多少社会分歧。到现在为止，公务员背景出身的，应仍是最得港人信任。因此，在土共、商人与公务员中作选择，下任因要背上减低社会分歧的重责，特首由公务员背景的人来出任，机会应是最大。
当然这只是把范围收窄了，现还未有明确人选，也不代表公务员背景的特首就足以令管治变得顺畅。我只是要指出，北京在没有多少选择的情况下，选公务员背景的人当下任特首，所要面对的风险应是最小而已。当然北京还可以试一下以前未做过的选择，找专业背景或学者背景的人一试。但因未有之前的经验，而一般说来及从现在有可能出任此职的人选去看，专业或学者背景的人能做得比公务员背景好也没有保证。
以北京政府的保守心态，现在顶多只会让这种背景的人出任政务司司长以备未来之需。但肯定说，梁振英要连任，我看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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