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在二○○一年八月发表《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指出毛泽东背离唯物史观，陷于唯意志论，因此不能称其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后来收录到二○○一年二月田园书屋出版的《民主不能等待 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一书。
毛泽东文革旧照
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否定并抛弃他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九五三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转而追随他曾经反对过的斯大林主义，逐渐走入左倾理论的误区。此后，他一意孤行，不断反右，形成极左路线。这条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重大的灾难。特别是到了晚年，毛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长达十年，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濒于崩溃边缘，生产停滞，文化凋零，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民不聊生。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总结教训，明辨是非，以便改革前进。
中共将评毛纳入自己的轨道
正当人民开始指出毛泽东在理论、纲领、路线上的谬误时，中共领导层为了一党之私，将评毛纳入自己的轨道。一九七九年，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为之定下基调：“要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决议》按邓小平的口径称毛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认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为了给毛辩护，这个《决议》还提出了两个悖论。一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一曰：“要把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就前一点来说，毛所犯的错误是极为巨大的。不说其它，单单在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就达五千万人，相当于消灭了一个法国。犯下这样惨无人道的错误的毛泽东，难道还能算“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毛泽东所犯的使国家民族遭到惨重灾难和难以挽回的损失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难道能以“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样一句强辞夺理的言词就堵住了世人的悠悠之口吗？二十年前，这一据传出自胡乔木手笔的“名句”是腾笑于士林的。
就后一点来说，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是毛泽东的分界线，五七年以前毛是正确的，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多了。《决议》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了自己的思想的言辞，也属强词夺理。而且，若论毛泽东思想，从内容上看，独辟蹊径，具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恰恰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形成的，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若这个理论不算毛泽东思想，恐怕毛泽东自己就不能同意！从时间上看，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不过八年，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长达十九年。八年内的算毛泽东思想，十九年内的不算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强词夺理还是什么呢？
中共领导层以为有了这个《决议》，便成定论。实际上《决议》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在中共一党专政下，它毕竟阻碍了人们重新评价毛泽东，使中国难以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以致现在中共内部的极左派公然可以大声疾呼，亟亟于重回毛泽东时代。
要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重评毛泽东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新版《辞海》在“毛泽东”这一词条的释文中未提毛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了“毛是否应该摘掉‘马列帽’的争论”。最终在中共当局命令下，以恢复“马列帽”而告终。其实这个争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使按邓小平的界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是错误的，那么，即使毛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错误了，也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今年三月，中国大陆有两位作者要求《争鸣》杂志刊登他们批评新版《辞海》给毛“摘马列帽”的文章，《争鸣》因势利导，辟“思想交锋”专栏。这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够突破禁区，重新评价毛泽东。
本文仅就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些看法，而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评论。
两个马克思和两种马克思主义
评论某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比较复杂和不容易取得一致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的着作极为丰富，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又随时代而发展。故不易掌握判断的标准。
世界上有两个马克思。
一个是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的本来面貌。为马克思作传的自由主义学派的以赛亚.柏林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在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人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人类有那么直接的、深思熟虑的和有力的影响。”
马克思在人文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创造性的。在哲学上他首倡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观上首先提出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现剩余价值论，他还和孔德(Auguste
Comte)共同创立社会学。在世界思想史上不能没有马克思的位置。
尽管由于苏东等共产国家瓦解，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失去其重量级地位，但去年，二○○○年，西方国家在评选一千年中影响最重大的人物时，马克思都在其内。英国广播电台(BBC)并把马克思放在第一位。这正因为是以思想家来看马克思。也正因为如此，在前苏东国家，甚至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日薄西山，但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但没有停止，还在各学科中有所发展。
另一个马克思是被异化了的马克思。马克思被奉为教主，马克思主义被奉为超时空的真理和指导思想，犹如宗教的教旨。毛泽东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又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如此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当共产党政权瓦解和发生危机时，便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信仰危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失败的原因。
我一九九五年去德国特里尔第三次访问马克思故居时，发现留言簿上有中文写道：“老马，你害得我们好苦！”这正是马克思被异化的结果。
我们应该回归到把马克思看作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思想体系。只有按这个标准才能判断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为什么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
中共从建党一开始，就把马克思视为教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义。因此，中共承认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承认他对马克思主义无限忠诚，也就是对中共无限忠诚，而且是有思想基础的、自觉的、高层次的忠诚。对一个中共领导人来说，更是承认他的功绩、地位和对党的贡献。特别在后来，中共强调要使无产阶级政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于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最崇高的称号。
一个领导人逝世，中共当局在讣告和悼词中向来要给予称号，犹如封建专制时代给帝王和大臣的谥法。所谓谥法，是在帝王、大臣死后，政权当局按其生前的功过事迹，褒贬评定给予的结论。最初谥法是有褒有贬的。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从西周中叶开始有谥法以降，确实有三个周天子的谥法是贬义的，即厉王、幽王、赧王。其后历代帝王的谥法大多只有褒而无贬了。到了清朝，称为“上尊谥”，只有吹捧的份了。例如清光绪帝逝世，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其实光绪帝是个末代弱主，无所建树，又长期被幽禁。但人死了，谥法还是用了一大堆崇高的字眼。拿光绪帝的谥法与清初很有作为的雍正帝的谥法“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义，大孝至诚宪皇帝”相比，人们能看出多少差别来呢？而且，雍正峻刻，却谥以“宽仁信义”，光绪庸懦，却谥以“经文纬武”，都不符合实际。由此可见，谥法只是一堆华而不实、空洞无聊的形容词罢了，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封建帝王的尊谥是如此，中共领导人的悼词也是如此。
中共对去世的领导人所给予的评价和称号，要经过政治局的讨论。据传，在胡耀邦治丧工作的一个汇报会上，谈到评价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称得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于是，在胡耀邦的讣告中没有出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
前此，在周恩来的讣告中也没有这个称号。那当然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主意。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周恩来、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他们二人没有得到这个称号，理所当然地遭到人民的反对。为了替周恩来争“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当年中国人民和“四人帮”、汪东兴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胡耀邦没有得到这个称号还引起轩然大波。八九民运要求给胡耀邦平反，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要求给予胡耀邦“伟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刘少奇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死无葬身之地。一九八○年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平反，称之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奸臣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当时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逝世，“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中央褫夺了康生的称号。
一九九三年，王震死在国家副主席任上，得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这位动不动叫嚷“我要砍一批脑袋”的“关公身边扛大刀的周仓”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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