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说，昨天夜里有1000个人（在美国众多的人口中随机选）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啪啪啪了。这一次的性行为会导致其中多少人最终患上HIV死亡？
现在再假设有另外1000个人，他们明天要开车从底特律到芝加哥去，路程大约482公里。这其中多少人会在路上因为车祸离世？
你觉得，这两个数字哪个会更大？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Terri D. Conley正在进行一项新研究，如果你也是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你会认为因HIV死亡的人数更多，甚至是多得多。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一般会猜测1000人中会有超过71人因HIV而死亡，而只有4个人会因为车祸死亡。
也就是说，研究的参与者认为因一次无保护性爱而死于HIV的几率，是在死于长途车祸的17倍。
但事实是：这些猜测不仅错了，而且与实际结果完全相反。根据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跟无保护性爱导致死于HIV的情况相比，死于车祸的几率是前者的20倍。
为什么研究参与者的猜测与现实差了这么远？
Conley和她的同事认为答案与“污名”有关：比起相似的（或更糟的）健康风险，和性爱有关的危险行为总会被人们以更严厉的方式评判。
Conley在采访中告诉我：“认为性危险且可怕的观点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父母企图把控子女的性取向，因为他们“担心性疾病的传播风险”。
但换个角度想，“父母为子女拿到驾照而开心，也不会禁止孩子们开车……他们不是不知道开车有风险，但是他们早在心里觉得年轻人要学会如何控制这些风险。”那为什么说到性，父母就不是这种态度了？
当然这其中还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建国时清教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向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的哲学家Shaun Miller请教了这个问题，他专注于研究与“爱和性取向”相关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不确定这个问题和清教徒的价值观是否有关，但我觉得污名是道德评判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取向通常会和道德联系起来，所以如果有人得了性疾病，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格也"患病"了。”
而为了证明对与性爱有关的风险的“污名”程度比其他类型的风险更严重，Conley和她的同事进行了一项追踪研究。在研究中，他们想要控制性爱跟开车之间的变量。这两种行为确实都有风险，但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着不少区别。
如果单凭这些变量就可以解释第一项研究中参与者给出的奇怪结果，完全与性爱的污名无关，那Conley的这项研究就可谓是不攻自破了。
Conley和她的团队于是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们再次比较：这次的两个例子都通过性行为传播了疾病，但实际上只有一种情况是真正的性疾病。
他们为一大批参与者提供了12张小卡片，每个人会分到其中一张。所有的卡片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有人通过一次随意的性行为给另一个人传播了一种疾病，但他们双方都不知道有这个风险。疾病有两种：一种是衣原体疾病，这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很少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抗生素治愈；而另一种是H1N1，也就是猪流感，这种疾病对健康有极大的危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不同卡片之间的变量是所传播疾病的严重性。“轻度”是指需要去医院的程度，一周的药物即可痊愈；“中度”与轻度情况类似，只是需要先去急诊室确诊；“重度”则是指需要入院治疗，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而“致命”则是指死亡（实际上最后两种情况只会出现在猪流感的例子中，因为衣原体疾病并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了解情况后，参与者需要回答对疾病传播者的印象，并且评出他们的危险程度、其行为的自私程度，以及他们这么做到底有多么的下作、可恶、不道德以及愚蠢。
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参与者对传播轻度衣原体疾病者的评判程度，居然比那些传播致命猪流感的人要更严厉。要知道，后者可是能导致另一个人死亡的！
连Conley都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她说：“为什么人们对性疾病要比通过性传播的其他疾病更为苛责？”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性传播疾病不公正的污名化可能是答案之一，也是Conley倾向的答案。但可能还有另一个答案，与第二项研究的方法论缺陷有关。
在防止衣原体疾病和防止猪流感传播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使用避孕套是可以大大减少衣原体疾病等性传播疾病的发生几率的，但使用避孕套并不会阻止猪流感的传播。因为猪流感并不通过性器官接触传播，而是通过呼吸道传播，比如接吻或咳嗽。
那些拿到患有“衣原体疾病”情形的参与者们可能是这么想的：“在随意的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是负责的表现。如果这里面的人使用了避孕套，那就很可能不会传播疾病。但既然已经传播了性病，那就意味着TA们没有使用避孕套。所以我会严厉地评判这个人，因为我不赞同他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样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Jonathan LaTourelle指出：“如果你感染了衣原体疾病，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因为你进行了某种他们所不认同的性行为。”而猪流感则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即使做足了保护措施，病毒也依然会传播。
Conley和她的同事在论文中承认了这一方法论的局限，得到了其他研究人员的赞赏。但抛开这个问题不谈，Conley的团队认为他们的研究仍然说明了公众健康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污名现象应该减少，否则，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更多的性传播疾病病例。
“关于污名的研究有一点非常明确”， Conley和她的同事在论文中这样写道：“使某些行为污名化并不会阻止不健康行为的发生。比如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体重问题被耻笑得越多，减掉体重对他们来讲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将性传播疾病污名化可能会与导致与性有关的健康问题更难解决。”
他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可能会导致的风险。第一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性传播疾病，但又担心去医院时医生会看不起他们，他们就很有可能不去就医。第二：如果有人认为他们的潜在性伴侣不接受自己患有性传播疾病时，他们可能就会选择隐瞒这个事实。
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污名化某些行为（比如暴食）可能不会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如果是像吸烟这样的其他行为呢？有具有争议的证据表明，对抽烟的污名化反而有效地减少了吸烟者的人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到底是跟吸烟更相似，还是跟暴食更一致？
或许只能用科学界的老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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