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内涝问题，能靠海绵宝宝的方式解决吗？
云南昆明，被暴雨淹没的街道
3年前，北京的一场暴雨内涝夺去79人的生命，中国政府将责任归咎于降水规模，而非城市失效的排水系统。但是这个借口并没有说服公众。在每年的降水季节，有关严重内涝的新闻报道就屡见不鲜。
水不再只是那些居住于低洼地的农民的难题，它也开始成为中国6.8亿城市居民面对的难题----他们的混凝土建筑无法充分抵御这种自然的力量。
除了庞大的水电工程，中国还有超过8.7万个水库，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1978年开始建造的。北京的政治家们还未能证明这一切可以保证城市居民免受旱涝之害。
从2008年以来，中国境内受到内涝影响的城市数量翻了一倍多。极度的干旱情况也是如此，问题甚至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变得更严重。中国北方长久以来的水资源短缺促使政府耗费810亿美元建设水运工程，将水从南方运到北方。
“内涝的发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性的难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这样说，“我们已经浇注了足够多的混凝土建筑了。现在我们应该着眼投资新型的绿色基础设施。”
在现在这个时期，俞孔坚觉得是时候宣扬自己的想法了。
今年9月，政府批准了16个模范“海绵城市”的发展规划，相较于现代中国里那些正在不断扩展的城市区域来说是一个生态友好的替代选择。“海绵城市”规划包括改善排水系统，建设其他加快雨水吸收和再利用的基础设施。这需要对中国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从北方有50万人口的西咸新区到南方有1000万人口的重庆。
每个城市将收到为期3年，每年40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工程建设。
“一个海绵城市能够利用生态手段和自然方式保留、净化和引流雨水”，俞院长这样说，他正在帮忙协调这个国家级工程。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市一直能很好地解决内涝问题，俞院长提到。“然而在现代，我们破坏了那些池塘、河流和湿地的自然系统，用水库、堤坝和下水道来代替它们，这些都导致了内涝的加剧。”
中国从10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建造海绵城市。2000年，第一批大型低冲击研究（一种对暴雨治理问题的研究）中的一个项目入驻北京一个叫“天旭花园”的住宅区。在2012年的暴雨中，这些公寓轻松躲过灾害。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建议城市“应该像海绵”后，这个项目才在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中间流行起来。
将城市变成“海绵宝宝”
来自香港的Tat Lam是“山寨城市”的首席执行官，山寨城市是一个社会发展孵化器。2013年底，他受委托加入一个新城镇的设计委员会中。“我当时正在多种提案中抉择，我突然发现‘海绵城市’是一个大潮流”，他回忆到，“每份提案都提到它”。
“从那些提案能明显看出来，根本没有人知道，从实践角度来讲海绵城市意味着什么，”Lam说，“但这个核心的想法的确深深扎根了。”
而这也是海绵城市的建造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就像是一场不断往高处摞混凝土的练习。正如比尔·盖茨在Twitter所说的那样，在2011年和2013年间，中国用的水泥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所用水泥量。而混凝土是不具有渗透性的。
将地表径流送进下水道的暴雨积水系统与主要城市的规模并不相符。“到现在为止，仍有许多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在排水系统方面支持用那些更大的、更老化的基础设施，用民用工程方法去进行水资源管理”，北京基础设计公司土人设计的城市规划者Andrew Buck强调说，“但是这些系统绝大部分是过载的，一场中等的降雨就可能引发内涝”。
现在中央政府开始转变观念，从灰色混凝土走向绿色。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如何去设计一座海绵城市。不过随着这些模范城市的建立和推广，当地官员会在尝试中学习如何在实践中操作。
“我加入了国家海绵城市技术委员会，”俞院长说，“商人想向我们出售他们的技术，但是技术并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可能你有透水铺面，但这也不是真正的核心”。
要使一个城市变成“海绵”，需要的是精神观念上的转变而不是物理材料上的变化。“这是一个关于水的哲学问题。这关乎我们如何用一种更加符合生态的方式设计和规划我们的城市。这不是一个零散的、人造的工程项目。我们需要避开这种错误想法。”
然而，海绵城市的设计可能会与中央计划发生碰撞。
“中国西北的一些城市无法变成海绵城市，但是西南的城市就可以，这取决于当地气候，” Buck表示。举例来说，武汉需要频繁应对内涝问题，但在西咸，干旱问题更加严重。“但中国并不适应这种思路，中央更喜欢选一个城市模型，之后复制给全国的各个部分。
武汉投资建设“海绵城市”的示意图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财政问题。在短期项目中政府已经保证资助16个海绵城市，现在也正在寻找公私合作伙伴，以达成长期的社会投资。但海绵城市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怎样的回报，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获利丰厚。将数千亩便宜的国有土地（经常是开垦过的湿地）卖给开发者，项目自身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海绵城市不同。它消耗的资源极少。“问题是怎样搭建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俞院长说，“政府正在为绿色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寻找合适的公私合作模式。”
其中一个构想是城市可以从私人公司那里购买生态服务。“但是怎样衡量一项生态服务又是一个难题”，俞院长承认。
到目前为止，中央还是强烈地表达了希望改变的愿望。然而省级官员是否有工具与能力实现这些政治许诺也是个问题。Lam指出，当海绵城市服务投入使用后，地方管理者需要一套标准去引导他们。
“在中国，并没有任何系统用来衡量一个项目对于社会的长期有利之处，只有衡量短期收益的工具。那样的话，地方政府会怎么分配资金呢？”他反问道。
海绵城市可能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但从实际角度来看，它的未来还充满着不确定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