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醋酸综合征”创始人乔·鲁宾认为,修复那些经典的色情电影,除了可以给老去的男青年们“致青春”,还能有益于防止某种“文化失忆”,因为他始终坚信,“一部电影只要拍出来,或多或少,必能反映它所处的那个时代。”

对关心经典电影的保护和修复的影迷来说,今年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推出的“默片喜剧大师”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全作品修复计划。有着近百年寿命的杰作将被赋予新的生命,然而像这样的好运气,在浩瀚的影史星河中却并非常态。人为的损毁、时间的侵蚀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历代电影人耗费心血制作的艺术作品能留存下来的其实只是少数。
据统计,单以美国电影而言,1929 年前完成的默片至今仍留存下来的仅有 14%;1950 年前完成的有声片里,也已有近半数我们永远无法重温。我国的情况亦是如此,民国时期诞生的
3000 部国片中,如今还留有拷贝的仅十分之一。一代红星阮玲玉所参演的 29 部影片,仅余九部尚在人间。

好在,自 198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电影纳入文化遗产范畴以来,世界各国相关机构对老电影的保护愈加重视,近年来更有不少过去被认定早已湮灭的名作又重见天日的例子。不过,问题也就来了。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应该要保护?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例,他们自 1989 年以来,每年都会选出若干“在文化、历史或美学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老电影,当作国宝来收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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