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案开庭。检方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44名学生提供帮助，共受贿2330，8074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这一数额竟是此前落马的副部级官员、南京原市长季建业贪污金额的两倍！
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贪污金额竟是副部级官员季建业的两倍
处长的权力有多大，竟然能贪这么多？早在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说过“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他点名批评当时的国家计委，并取名叫“处长专政”。今年4月15日，李克强也就“处长把关”一事大动肝火。他说：“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京媒《北京日报》公共号“长安街知事”指出，李克强说的虽然是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凸显了处长们的权力之大，有些事务，处长大人不签字，还真就办不了。由于个人裁量权过大而又缺乏监管，近年来连连出现“处长巨贪”的劲爆新闻。
“跑路处长”蔡荣生：能让11岁儿童上本科
2013年11月，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欲在深圳出关前往加拿大，后被截获、带走调查，一时间“跑路处长”的名声传遍网络。“长安街知事”指出，蔡荣生的问题主要出在“自主招生”上，即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针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自行组织考试，通过选拔的学生可享受高考降分优惠。此前，人大一位教授曾向媒体透露：“蔡曾经让一个11岁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这个小孩家里很有背景，听说7岁就开着奥迪上路”。另一名人大教师说：“蔡荣生不仅在学校里“呼风唤雨”，校外人脉也很广，“他比较豪爽，总参加一些商务宴请”。
前几日，教育部通报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况。“长安街知事”称，与之相比，蔡荣生的能量更大，根据公开资料，他是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其中3家为上市公司。
环保部处长李学智：要求老板脱衣“检查”再送钱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 2011年1月带队到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市检查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时，以给检查组成员购买化妆品为名，收受两市环保部门人民币16.6万余元人民币，其中新乡市环保局出了11.9万元人民币，安阳市环保局出了4.7万元人民币，都是由当地造纸企业买的单。
据“长安街知事”讲述，在新乡，李学智称新亚纸业存在偷注污水等问题，要求停业整顿。几天后，新亚纸业董事长宋某被李学智叫到了郑州，李学智首先检查了其手机通话和短信记录。李学智表示宋某的手机不错，希望宋某拿5个来。宋某留下10万元人民币现金，李学智提出解决问题至少要三、五百万人民币。第二天宋某拿去5部手机和30万元人民币现金，李学智称至少要300万元人民币，是给领导的。于是宋某又从公司支取150万元，送到了北京九华山庄一个温泉别墅。宋某称，进屋后，李学智让其脱衣服洗澡，宋某不愿意，李非得让其脱衣服洗澡，实际上是为了检查有无窃听录像设备。
财政部处长陈柱兵：收好处费事先定下比例
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被控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人民币，其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处长任上。
“长安街知事”介绍道，陈柱兵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工信部专家卜凡金。此后，财政部联合工信部推出一个支持物联网发展的专项资金项目，陈柱兵正是该项目的管理人员。他与卜商量，可以利用各自的权力，通过帮助企业申请财政部专项资金，并索取实际拨付资金总额的20%好处费，二人平分。随后，卜凡金联系到山东某电动工具公司，让对方准备30万元人民币作为疏通费用。该公司老板房某同意了，并于几天后亲自进京，在一家招待所内将装有30万元人民币现金的布袋交给卜凡金。
拿到钱后，陈柱兵将该公司的资金额度上调至300万元人民币。
发改委处长“匡爷”：上班玩游戏让副省级候着
匡新，“出事”时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处长。但调任综合处处长之前，他在民航处工作了逾十年。
“长安街知事”称，他在民航界无人不晓，业内送了一个“匡爷”的江湖称号给他。此人个性十足，媒体爆料称，匡新还是处里的小干事时，某航空公司采购了十多架波音757客机，邀请包括民航总局副局长在内的100多位民航系统人士到五星级宾馆赴宴，但该航空公司老总送走了民航总局副局长后，转身回来又单独宴请匡新。而波音和空客的人为了能跟“匡爷”见上一面，整个中午蹲守在“匡爷”吃饭的北京西四环某食府。还有一次，一位副省级领导去找匡新，他顾着自己玩电脑游戏，让人在外面等着，直到“Game Over”(游戏结束)才出来。
“处长巨贪”是一种典型的机关病，同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的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有关。如今，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权力的下放、监督机制的健全，“处长巨贪”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不过，在作风转变的大背景下，另一个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那就是“廉而不为”、“廉而慢为”。
“长安街知事”指出，当下各级政府机关都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严以用权”的学习。在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严以用权”就等同于“廉而不为”吗？显然不是。那么，如何拿捏好用权的尺度呢？道理很简单，以权谋私的事要坚决不为，而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事，不仅要大胆用权，更要用出实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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