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二代，绝大多数都是习近平、薄熙来式“父辈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愚蠢、凶残而自私的角色，与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现代理念格格不入。能够从功名利禄、红尘滚滚中抽身而出，甚至与中共政权一刀两断、背道而驰者，寥寥无几。以六四屠杀为例，最支持邓小平开枪杀人的，是数十名元老及其家族。而因六四与党国机器决裂的红二代，据我此前所知，只有当时的副总理吴学谦之子吴晓镛。吴晓镛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值班编辑，毅然签发揭露大屠杀的英文新闻稿，于当天早晨六点二十五分，向全世界发佈六四屠杀的消息。六四后，吴晓镛为此承受了四年的苦役，也连累父亲仕途终结。二十五年之后，吴晓镛接受香港媒体访问，对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
当我读到罗瑞卿的长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时，才知道还有第二位值得尊重的红二代。罗瑞卿长期是毛身边的红人，一度掌控军队实权，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毛和林彪。文革之后罗瑞卿复出，罗宇也进入总参谋部担任主管军备的大校处长。若他与军中红二代同流合污，如今大概也能熬成解放军三总部主管或大军区司令一级的风云人物。六四枪响，当时在海外负责军购的罗宇拍桉而起，不是共产党开除了他，而是他开除了共产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从拥护到怀疑，到彻底抛弃，用了半生时间。文革之后，我想这架机器是出了问题，但还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后，我知道根本没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彻底砸烂，我无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则就会被它吞噬。共产党是架可怕的机器，它无情地吞噬着敌人，也无情地吞噬着自己人。”这段话，何其真挚、何其沉痛、有何其勇鋭！
大染缸中，谁能洁身自好？
由于罗瑞卿位高权重，罗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中共权力核心的诸多秘辛，以少年人的敏感与单纯，捕捉到不少外人难以想像的细节。一般圈内人的回忆文字，欲说还休、点到为止；罗宇中年以后在欧美自由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早已是心灵自由的“圈外人”，加之他性格直爽、口无遮拦，书中许多臧否人物的段落，读来如同品味麻辣川菜、大快朵颐。
罗宇笔下的红朝文武百官，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对于朱德夫妇和周恩来夫妇，罗宇有一番比较：“在我心目中，朱德两口子和周恩来两口子就是不一样，要说慈祥可亲，都慈祥可亲，可就是不一样。”究竟是哪些地方“不一样”，他没有明说，但周恩来夫妇的谨慎、伪善和柔媚，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反之，罗宇从小就叫朱德“老爹”，少年时曾跟随朱德乘坐专列外出视察。朱德性情随和，跟大家一起用膳，与毛泽东出行时戒备森严迥异。文革后期，罗宇陪同劫后归来的父亲去见朱德，朱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头脑还清楚，对罗发牢骚说：“你看现在，成什么样子，这么大的国家就一家子管了？”可见，朱德虽然一直对政局保持沉默，但内心对毛重用江青、毛远新非常不满，大概他知道这是跟罗最后一次见面，才说了一句心裡话。
在中共高官中，罗宇评价最高的是胡耀邦，胡耀邦与罗瑞卿在战争年代有过亲密合作，罗宇多次在胡面前以后辈身份“大放厥词”，胡亦耐心倾听。然后就是习仲勋，一九八七年邓小平整胡耀邦时，习仲勋不同意，说耀邦是好人，一句话得罪了邓小平，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深圳、广州。直到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週年，习仲勋才获准进京参加庆典。活动完后，习仲勋请友人吃饭，没有一个当官的，同桌是胡耀邦夫人和罗瑞卿夫人等，习仲勋的遭遇是胡夫人亲口告诉罗夫人的。如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他父亲的敌人。另外，罗宇对坚决反对六四开枪的赵紫阳和张爱萍也给予很高评价。而罗宇认为，最坏的高官是忘恩负义的倒胡干将薄一波，还有很多战场上的名将，是打天下的将星、坐天下的小人，如杨成武、萧华、黄永胜、刘志坚等人。罗宇与江泽民时代掌握军中大权的刘华清、迟浩田等人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更是熘鬚拍马、见风使舵的鼠辈，跟再后来的徐才厚、郭伯雄相差无几。
中国高层权力圈，是鳄鱼潭，也是绞肉机。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样、威风凛凛的高管们，幕后却像豺狼狗一样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对于这种诡异而冷酷的氛围，罗宇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会。小时候他喜欢去杨尚昆家吃饭，杨是中办主任，伙食丰盛。但后来父母不准他再去，因为不愿让其他人感觉到两家特别亲密，他这才开始思考背后的奥秘：“中央这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係，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为什么进城之后，大家的关係变得疏远了，只是开会时见面，去公众场合见面，私人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答桉只有一个：毛最忌讳高干们结成朋党、威胁到他的独裁地位。
作为列宁式的政党，中共逐渐形成一套适应自身的“体制”和“规矩”，有些是明文规定，有些是“潜规则”。位居顶层的高官们亦作茧自缚。比如，林彪在修养期间，研究医书，有一年突发奇想，说要“减压”治病，要去西藏住，因为西藏气压低，便给中央写报告。毛让罗转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罗宇感叹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他们这一级干部去哪儿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见，出将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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