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85岁。他坐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脸上一直带着若有所思的微笑；椅子置放在空旷的客厅中央；客厅属于一座有161年历史的小楼。傅高义家所在的萨姆纳路是剑桥镇上一条寂静的小道；一走出小道，寂静就被哈佛大学生动的气息穿透。
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从日本问题转向中国研究至今，傅高义曾两度担任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在哈佛，这位身材不高的犹太裔学者素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在他80多岁的时候，傅高义突然被很多中国人所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退休以后历经11年完成的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没想到会写那么久，也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傅高义的普通话好到能够不做作地发准绝大多数卷舌音，他还不时地用儿化音装饰自己的中国腔。“我听了很多人讲他的故事，慢慢地，我的确是崇拜他的。”有人认为，傅高义是带着崇拜的心理去写邓小平的，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2013年初，《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发行，作为一本政治类的学术著作，首版50万册的印数是令人吃惊的。在畅销的同时，它也分别在中美两国引起一些质疑，而傅高义向来都平和地对待各方反应。
《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暗示，傅高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接受对该书英文版(原名《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的删节，从而使之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随后，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OhioWesleyanUniversity)校长给该报写信说，此书在中国出版之前，傅高义就与该校签下协议，将中文版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自己的母校。《纽约时报》后来刊登了这封来信。
“我是在俄亥俄州的小镇特拉华长大的，20多岁的时候，我从当地的这所大学毕业，这所大学很小，但是我对它很有感情。”迄今为止，傅高义已经把总数103.7万美元的版税捐给了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把钱捐给它，是有力量的。”他又指了指脚下说，“哈佛大学很有钱，从这里毕业的，有很多真正的有钱人，我把钱捐给哈佛就没什么必要了。”说完，他有几分顽皮地向后缩一下脖子，笑起来。
傅高义身上透着一种彻底的质朴，甚至至今还有一点“小镇青年”的影子。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保持热情的原因。这种热情使得他在1969年就写成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1989年，傅高义又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此书被视为第一本外国学者全面研究中国改革的专著。
1950年代，傅高义最初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锁定日本。1979年，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在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日本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联想起《邓小平时代》近年在中国的热销，他说，“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在中国也出了风头。”
傅高义沿着陡直的螺旋式楼梯一步步探出身来，身后是他常年用于写作的地下空间。“我现在身体不算好，但也还过得去，有关节炎，胳膊会疼，但是主要脏器，比如心肺功能方面问题不大，记性也不如以前了。”他扶着楼梯扶手，脚步停顿下来，略带气喘地说，“我的医生说，问题都不大，但可能工作会做得慢一些。”
对于一个把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到90岁以后的人来说，花费两个小时接受我们的一次采访，是足够慷慨的。
中国新闻周刊：《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的销售很好，市场反馈很好，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在中美两国不同读者群里的反应如何？
傅高义：美国读者不太了解邓小平，连基本的都不了解，所以我写这本书本来的目的是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依我看，中国的主流还是邓小平走的路，所以要理解中国发展的背景，就应该多了解邓小平。
美国读者对我的这本书有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些是批评我的。比如，有人说，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如此崇拜他呢？也许在中国有背后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在公开讨论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认为这本书比较客观。我跟许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人谈过话，包括一些外国人，例如李光耀、基辛格、卡特，这些人是普通中国学者没法接触到的。虽然说中国学者更了解邓小平，但是有一些故事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的书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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