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的继续。从1973年春天，毛泽东就开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联系起来；在毛直接指导下的“两校”（梁效）的所撰写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华“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三个月运动）恰恰是是1974年“批林批孔”的前期运动；运动的对象为周恩来和军队，这是毛在1973年底决定的。
1957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国宴上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所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原题为《“批林批孔”的意图在于批周及整军队》。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是一次再革命。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象1966年发动的文革一样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泽东传》的作者虽然声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事实的发展却表明“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的继续。从1973年春天，毛泽东就开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联系起来；在毛直接指导下的“两校”（梁效）的所撰写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华“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三个月运动）恰恰是是1974年“批林批孔”的前期运动；运动的对象为周恩来和军队，这是毛在1973年底决定的。尽管在激进派的领导下，这次运动有过火，但是毛在1973年的所作所为正是导致这次运动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也是其目的之一。所有目的都与毛泽东考虑身后事紧密相连。整个运动也在毛泽东所掌控之中。仅是由于运动的目的未能如预期那样实现才导致运动在8月份悄然而止。
1．“批林批孔”的兴起
对于“文革”，毛泽东非常清楚，反对的人不少，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3月25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毛泽东还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在1973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及精神。同日以及8月5日，毛泽东两次召见江青，对江谈了批孔等事宜。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山大学杨荣国撰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7月4日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周恩来的时候，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提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至于两者有何关联，由于整个谈话记录并没有公开，所以并不明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实实在在的把二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时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笔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对于这个问题，王洪文在1974年1月份的中央读书班上的讲话对于毛的这个担忧阐述的非常清楚。
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
为此“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然而《毛泽东传》的作者却声称他们（指江青等－－笔者注）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
“批林批孔”材料组于1973年10月成立，由迟群和谢静宜主持。江青开始并不知道。此材料组以及随后成立的“梁效”受毛泽东直接控制，由谢静宜直接向毛汇报工作，并由谢静宜向梁效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梁效”成员范达人回忆：“（谢静宜）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不仅如此，在迟群、谢静宜等人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学学报》在1974年第一期批林的篇目有七篇，占一半以上，第二期，批林的只占一半，第三、四期就完全没有批林的篇目了，只剩下批孔子的了。
谢静宜自己是这样解释：“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
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
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8月5日)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江青有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于是以历史题材写现实问题的“批林批孔”文章满天飞。但是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对于“批林批孔”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注：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1月1日，元旦社论）。社论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引人注目的在提及“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时，提出“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不正是而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批评周恩来时说的话么？
在1973年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王洪文在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除了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之外，还重提了文革前夕，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
或许开始触动毛泽东批孔是因为在毛家湾（林彪在北京的住处－笔者注）发现的大量有关孔子的材料，继而认为林彪和孔子思想同源，都是“尊孔反法”、开“倒车”的。同时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隐藏在二者之后却是同跟同源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亲自批转的并向他人推荐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撰写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中，画龙点睛的部分是“孔子最崇拜的“圣人””不仅是“周公”，而且“提倡“忠””，就是要“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复辟）。毛泽东不是声称敌人来了，周恩来要做“儿皇帝”的么？熟知历史典故的毛泽东借古讽今，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和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向全国分发“梁效”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随后，王洪文于1月14日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再次详细的介绍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和解释“批林”要与“批孔”结合。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王洪文还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74年1号文件下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
2．周恩来的困境
此间的种种奥妙，周恩来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来在1973年11月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在最后一次宴会上，提出“孔夫子问题”，基辛格自认为是把毛泽东比作孔夫子，比作儒家。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周恩来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模拟的荒谬。虽然当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申辩：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无知的表现，周也拒绝接受。笔者认为是基辛格触动了周恩来的心事。
周恩来也曾试图淡化批孔。首先是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其次，在1973年底，大量的批孔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周恩来就1974年的工作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时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批林整风”斗争。周恩来在1974年1月上旬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时，也不涉及“批孔”问题。
1973年11月开始的“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同当时毛泽东下令批周恩来外交问题也不是巧合。10月，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黄晓和就替对外友协对于即将来访的土耳其音乐团写了演奏报告。认为其音乐还是比较健康明朗。此前在3月至9月，已经不少外国音乐团来访。但是此次却出了岔子。11月18日，江青致信周恩来建议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回复到今后应尽可能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请友协予以注意。姚文元将黄晓和报告中特指的“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没有具体情节和标题”的作品，称之为“无标题音乐”。
巧合的是，就在江青批示的前一天即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实际上配合当时批判周恩来外交活动的“大合唱”。
对于当时的批孔和批判音乐事件，外国报纸和电文看的非常清楚。英国《泰晤士报》在1974年1月19日说：中国是否准备进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献身革命的纯粹主义者对西方音乐展开了进攻，而西方音乐看来也许远非中国的真正用意所在。这种进攻在这场斗争中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陪衬，可以认为这是新的抗议浪潮的信号，甚至抗议认为这是矛头指向党内上层那些要受批判的人。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1月22日从东京发出外电：“中国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圣哲孔子之后，现在又把矛头对准贝多芬和舒伯特……主要是通过对孔子的学术批判来攻击周恩来总理……”周恩来领导的对外交流工作被称作是“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很明显，毛泽东还没有放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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