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12月3日的NOG风波依旧未熄，数日来广东省已经有超过20位的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被抓，他们中有的人已被释放，但其中有7人被刑拘或失联。这次被抓的负责人全部属于劳工类的NGO组织，其中以“南飞雁社工中心”和“打工族服务部”较为出名。
广东查办劳动类NGO
此次对劳工NGO负责人的传讯和抓捕来势凶猛，媒体甚至用“横扫”来形容。广东知名的劳工类公益组织几乎全军覆没，并且地域遍及广州、佛山、番禹等广东各地。短短数日内广东省各地的劳工NGO负责人有20余人被抓，这显然是广东省统一的行动。
经济重压下的必然？
广东劳工类NGO全军覆没，某种程度上与广东面临经济重压存在着因果联系。长期以来作为改革先行者的广东省一直披着经济领头羊的光环，深圳一市的GDP就相当于广西全省的经济总量。但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广东经济遭遇了困境。先是传出东莞遭遇企业倒闭潮，一年倒逼近5000家企业，数以十万的打工族失业。接着广东省的家具行业和出口型中小企业又整体性的倒闭，广东面临着从未面对过的私企失业大军的压力。
失业人数的骤增以及新一代劳动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在工会组织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部分的情况下，为社会上各类劳工服务类NGO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例如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广东省知名的民间工伤维权的非政府组织，而番禹的打工族服务部的业务则包含工人下岗失业赔偿等方面。这些劳工类非政府组织的生杀大权掌握于政府的手中，政府每年会给予这些NGO评分，如果评分不及格，则这些组织将被取缔。
据传，此次被查的广东NGO涉嫌串联失业或因工负伤的工人，甚至带领工人进行了有组织的抗议。像“打工族服务部”的总干事曾飞洋和员工朱小梅，就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遭刑拘。而劳工类NGO负责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抓，其背后很可能涉嫌组织工人进行了抗议活动。鉴于中共对群体性事件的敏感性，这些NGO的负责人被抓并不意外。
中共的兴党之始就与工人运动密切相关，中共初期的主要活动就是通过组织工人进行抗议活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待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镇压之后，中共才开始寻求建立武装力量。因为中共深知工人运动的规律，广东又是产业工人聚集之地，劳工类NGO组织工人表达他们的诉求才引起中共的高度重视。
NGO鱼龙混杂惹恼中共
中共查办劳工类NGO，还可能与中国现在的NGO龙蛇混杂有关。据传，中国现有的各类NGO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外NGO的分支。即便是中国自发建立的NGO，也有些受到了国外资金的援助。国外援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包括宣传普世价值和劳工权益，推行西方的政治思想等。
而劳工类非政府组织，因其较强的组织能力而成为西方国家援助的重点。中共传讯抓捕了20多名NGO负责人，约有7人被刑拘，这被刑拘的7人中背景复杂，也许就有西方援助的人物。广东大肆抓捕NGO负责人，“扫荡”劳工界非政府组织，可能是在扼杀挑战社会稳定的苗头。
其实早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草案定稿就引发了中西双方的争论。该法规中较为详细的规定了西方NGO组织的各项义务，包括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以及中国公安机关有权搜查NGO办公场所等方面。这引起了美欧日各国的抗议，日本称中国担忧境外NGO活动是在担忧“普世价值”的渗透，美国则称该法案“令美国不安”。
鉴于中国民众的盲从性以及稳定对中国的极端重要，中共查办劳工类NGO并不难以理解。但现代社会需要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包括劳工类的NGO。特别是在工会为政府服务多于为工人服务的情况下，民间维护劳工权益的组织更有存在的必要性。扰乱社会治安甚至于接受国外的援助，查办这里的NGO组织也许是应有之举，但将查办NGO规范在法律的框架内更加必要。
广东“扫荡”劳工类NGO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很可能是在广东政府的授意下采取的统一行动。但这类NGO如果存在非法活动，应该不会是一朝一夕之事。广东的司法机关平日不查处此类NGO，待政府下令后“一锅端”，恐有不作为之嫌。关于非政府组织成立和运行的法律已经或将要出台，将NGO组织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将对违规NGO的惩处也限定在法律的范围内，如此非政府组织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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