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寓所的合影，第三排左二为毛泽东、左八为恽代英，第一排左一为邓中夏、左十为向警予均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国民党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党的改组问题。共产党人也参与这项会议。孙逸仙指派陈独秀在内的一个九人小组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同时，孙逸仙与八月间率领苏联外交代表团来到北京的重要布尔什维克党人越飞（Adolf Joffe）频频函电往来。
共产国际也努力软化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负面态度。一九二二年秋天，陈独秀在热情洋溢的左翼人士刘仁静陪同下，奉召前往莫斯科。他们出席十一月和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陈独秀、刘仁静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讨论反帝统一战线的战术。为了改变陈独秀的想法，共产国际甚至推举他为大会东方问题委员会委员。结果是陈独秀、刘仁静回到中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即拿掉“民主阵线”的口号，换上号召组建“反帝民族革命阵线”。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逸仙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次日，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并发表党纲和党章。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被赋与更激进的新说法。孙逸仙强调反帝国主义、保卫劳工权利，以及民主改造中国。他邀请陈独秀、张太雷、林伯渠和曾经加入同盟会的广东籍共产党人谭平山，进入国民党的中央及区域机构工作。
一月二十六日，孙逸仙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这位苏联代表向孙逸仙保证，“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炙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双方表示对中俄关系“完全同感”，并强调由于缺乏必要条件，“目前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逸仙和中共及苏联交情日益上升之同时，支持他的地方军阀也把背叛他的陈炯明赶出广州，逼陈炯明退到粤东。二月，孙逸仙回到广州，领导南方政府。
虽然这些事件打造他日后崛起掌权的脉络，毛泽东完全没参与其事。他在湖南持续工作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筹划长沙及邻近地区的罢工和工人示威活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生下他们第一个小孩，他们将他取名毛岸英。杨开慧带着新生婴儿回家，毛泽东亲自选了这个名字。他高兴地看着太太，问说：“我们该给他取什么名字呢？”然后，没等她说话，他迳自就说：“就叫岸英吧。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英雄。你说怎么样？”杨开慧开心地同意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时间照顾他儿子。党的工作占据他全部时间。中国的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伪装为“劳工之友”的军阀吴佩孚在二月七日针对铁路罢工工人展开血腥报复。三十二人被杀，两百多人受伤。“白色恐怖”吞没河南省和河北省。许多工会和工人俱乐部被取缔。毛泽东必须有所反应。二月八日，他策划湘汉铁路（长沙至武汉）总罢工，要求惩罚负责官员。同一天举行的追悼会吸引两万多名工人和学生出席。许多城市的工会都召开集会，安源煤矿爆发大型示威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领导的湘区执行委员会和长沙的民众团体筹划一项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当天有六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名义上这是庆祝日本租借旅顺、大连港口租期届满。中国舆论再度要求废除过分敲诈的二十一条要求。
毛泽东的行动让湖南省长赵恒惕忍无可忍。四月，赵恒惕开始捉拿工会领导人，并另外发布一道命令，要缉拿毛泽东到案。毛泽东必须逃命。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已经决定征召毛泽东离开长沙。陈独秀邀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马林和陈独秀都非常满意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安排他此一升迁。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马林有封信给齐诺维也夫、越飞、维廷斯基，夸奖湖南党组织为全国第一名。现在，毛泽东的任务是把湖南经验散布到全国去。
毛泽东自新民学会时期的好友李维汉，奉命接任他的职位。毛泽东收拾简单的行李，搭船前往上海。他非常不舍必须离开妻子、儿子。此时杨开慧又有身孕，没人知道他俩何时会再相会。
毛泽东一星期之后抵达上海时，陈独秀不在那里。他已在三月间前往广州，与孙逸仙建立直接关系。毛泽东前往闸北----上海市嘈杂、脏乱的工人区----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执委会也在准备搬迁。共产国际已经决定，党中央应该跟随其主席迁往广州。六月初，毛泽东、马林等出发到南方去。
中共到了广州，得到孙逸仙的庇护，首次可以公开活动。毛泽东感到，似乎秘密开会、事事需通关密语，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忙着从事和建立统一战线相关的合法工作。他在长沙因为受到中央执委会函电的影响，已经开始改变对国民党的负面态度。实际经验也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已经为吴佩孚血腥屠杀汉口铁路工人，以及湖北、河南和河北工会遭取缔而震撼。他更因赵恒惕的反动政策使湖南工人运动崩溃而受重大影响。现在他不能不注意到孙逸仙及其三民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一九二二年一月，孙逸仙的广州政府对香港的华人工人及海员罢工提供相当大的援助。这场海员大罢工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它依赖广东全省人民（包含民族资本家）的支援，获致部分成功。受到中共策励的汉口铁路工人却得不到其他社会势力的支持，因而失败。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也就是离开长沙之前几天，毛泽东首次公开表示支持反帝同盟。他在自修大学出版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然而，毛泽东不像马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那样强烈支持统一战线。现在他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一事暂时不说话。但是共产党及工人的孤立，以及工会运动的深刻危机，使他陷入忧郁；他认为与国民党结盟虽不理想，但不失为一条出路。
和马林在上海会面时，毛泽东抑制不住他的悲观看法。马林报告说，毛泽东很沮丧，整个湖南人口三千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却不到三万人。马林写下，毛泽东已对“劳工组织不抱希望，他悲观到认为拯救中国唯一之路是俄国介入”，提议苏俄应在中国东北建立“军事基地”。甚且他认为，“在中国的状况下，家长制社会的旧传统依然强劲……我们无法发展现代的群众政党，共产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都不行”。
可是，到了广州，毛泽东精神大振。转折点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郊合法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大会，马林则扮演积极角色。四十名代表在像是空屋的会场集会，他们代表四百二十名党员与会，此时四分之一党员（一百一十人）还在坐牢。中共二大以来，党员倍增，增加二百二十五人。
中共党员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只有十九人----且由知识分子主导。工人党员只有一百六十四人。党小组遍及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唐山、济南、杭州、汉口，以及北京附近的长辛店铁路车站、南京附近的浦口铁路车站；海外的莫斯科也有支部（莫斯科支部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组成，这是共产国际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特别教育机构）。毛泽东领导的小组最活跃、也最大，占全体党员过半数以上。它是唯一受到陈独秀表扬的单位。陈独秀在报告中点名说：“我们可以说，唯有湖南同志做得最好。”
会中对统一战线的战术及形式辩论特别激烈。毛泽东尤其要追根究柢问明白。他不了解，湖南的国民党员人数远远不及共产党，也没有人在搞统一战线。以中国整体而言，大部分中共活跃的地区，国民党的影响力都微不足道。孙逸仙的党以广州为基地，在上海的组织也相当大，但其他地区的党员就不多。有些代表说，孙逸仙是“孙大炮”，声音大之外，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必须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支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数得出来，他们要参加的是什么样的组织？共产党去替国民党建立组织，然后加入它，岂不是愚不可及？
党内重要人物，如张国焘、蔡和森都持这个论点。他们原则上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战术，但诚如蔡和森日后说的，他们不想“朝那个方向走得太过头”。跟他们意见完全相反的是马林，他得到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及几个服从莫斯科的代表之支持。他们认为必须“批评国民党的封建战术”，但同时应该“推动、引导﹝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从它内部组成工农左翼”。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发展国民党”。马林和陈独秀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在这个议题上，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他和蔡和森相交多年，相当程度受蔡和森的影响。甚且，在大会开始时，他仍无法摆脱掉对在中国发展群众政党及工人运动前景的悲观看法。
可是他的立场并没有像张国焘、蔡和森那么坚定不移，这时候他显然还犹疑未决。讨论过程中，他表示：“国民党由小资产阶级控制……小资产阶级目前可以领导﹝革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应该不用怕加入。”
可是，到了表决的关键时刻，他投票反对陈独秀的决议案。等到要求共产党员在全国协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决议案，以二十一票赞成、十七票反对获得通过时，他又“若无其事地宣布他接受多数派的决定”。而且这项决议还强调需要“建立强大集权的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总部”，并承认唯有国民党能扮演此一角色。这项决议宣称，共产党在近期内无法转化为群众党，“因为劳工阶级还不够强大”。
毛泽东在最后关头不再反对，这份功劳没有被忘记。明显是在马林和陈独秀的倡议下，毛泽东首度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在选举执委时，毛泽东得到三十四票。除了陈独秀获得全体一致推举之外，只有蔡和森和李大钊得票比他多。甚且，毛泽东还进入只有五个人、以陈独秀为首的类似政治局的中央局。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被推选为组织部部长，又兼中央执委会秘书。中央执委会秘书原本由张国焘担任，因为激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被拉下来。换句话说，毛泽东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
他这辈子第一次和老师平起平坐。现在他不仅是杂志作家，还是全国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苏联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所罗门·韦尔迪（Solomon Vil’de）（化名佛拉狄米尔）写信向维廷斯基报告，形容他“毫无疑问，是个能干的人”。〔……〕
孙逸仙准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底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也慢慢有了进展。这时候，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国民党终于在湖南成立支部，下辖三个小组：长沙、宁乡和安源各一个。到了十二月底，国民党在湖南已有约五百个党员，但其中兼具共产党员身分者最为活跃。他们在省党部执委会中占了绝对多数----九席之中占了七席。因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年底时推选毛泽东为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点也不意外。
他再次必须留下家人，告别妻儿。但是这次离情特别强烈。离别前夕，他和杨开慧发生不愉快，我们不知其详情。他坐上前往上海的邮船，望着长沙渐渐从眼帘消失。他不禁吟了一首诗：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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