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时代的社会运动先锋、前立法局和市政局议员杜叶锡恩（Elsie Hume Elliot Tu），以102岁的高寿辞世。尽管香港不同政治阵营对她晚年的政治取态有较大争议，但她死后还是获得左中右各派的敬重。环看近年香港离世政治人物的公众评价，获得跨阵营认同程度能够与其媲美的，恐怕就只有曾经在1995年市政局和立法局选举，两次皆击败她的已故民主党元老、支联会创会会长司徒华。
亲北京的《文汇报》12月9日以杜叶锡恩病逝为头版，赞扬她“生前积极推动民主政制，有香港‘民主先驱’之誉”，并指她“晚年眼见香港政治乱象，曾痛斥香港的反对派自诩民主”。对北京持尖锐批判立场的《苹果日报》，则形容她为“贫民百姓之中的冤情大使、民主斗士”，但指她回归前政见转为保守。至于被认为立场相对中立的《明报》，则形容她为香港民主路上的先行者，“穷其一生捍卫基层权益，带领小市民为不公义发声”，有“民主之母”之称。
自少拥抱左翼思想
回看杜叶锡恩一生，她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的工业城市纽卡斯尔（Newcastle），出身于贫穷工人家庭，而纽卡斯尔早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左翼工人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杜叶锡恩曾在自传中称，父亲曾梦想她长大后成为国会议员，为低下阶层工作。然而，她在大学毕业后成为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传教士，并在1948年与首任丈夫被教会派到中国传教。中共建政后，两夫妇被新政权驱逐出境后来港继续传教工作，不久叶锡恩因为不满教会的福音派立场，与前夫离婚，并认识了后来成为其丈夫的教育工作者杜学魁。
结果，杜叶锡恩在香港完成其父亲希望她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梦想。当年香港观塘仿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纽卡斯尔，工人为资本家出卖劳力，但当年的寮屋区和早期旧式公屋居住环境挤迫，卫生条件恶劣，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严重匮乏。在香港工业起飞的六十年代，她与杜学魁在观塘创办慕光英文书院，为家贫的工人子女提供教育机位，并在1963年出任市政局议员。
杜叶锡恩（1913-2015）
曾支持民主派参政
杜叶锡恩同时走入政坛，与同样来自英国的贝纳奇（Brook Antony Bernacchi）创立香港早期的参政团体“革新会”，向港英政府争取直接选举，他们也因此曾被港英政府标签为“反对派”。当年，小市民面对高高在上的殖民地政府往往投诉无门，而市政局选举在1983年改制之前，对选民投票权有很多限制，并非真正的普选，当年不少民选议员形象都高高在上。在当年政制并不开放的香港，叶锡恩维护基层的立场鲜明，不但曾替无数小市民争取社会公义和实际利益福祉，更曾亲到伦敦游说英国政府成立香港廉政公署。
到了八十年代，杜叶锡恩支持不少后来成为香港泛民主派重要人物的人士参政，当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支持当年为汇点成员的李华明，先后参选观塘区议会和市政局。然而，她在九十年代后却被指立场转变为亲北京，批评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桉，咬定英国在后过渡期加快香港民主步伐是有政治阴谋。香港回归后，她曾公开支持《基本法》23条立法，近年则反对“占领中环”，更不时批评泛民主派借争取民主反对中国政府，甚至给他们扣上“反对回归”的帽子。
对于杜叶锡恩晚年立场的转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认为，应该整体地评价她一生的成就，并形容她是香港的“民主先驱”。民协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则认为，杜叶锡恩真的接受不到英国经鸦片战争取得香港，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而有种“传教士的赎罪感”，对中国政府却有很大的宽容。
“赎罪”心态 敌视港英
杜叶锡恩晚年对香港泛民主派的批评，经常获香港亲北京媒体引用。北京也敬重这位毕生反对港英殖民统治的英籍香港政坛元老，先是在1994年委任他为港事顾问，并在回归前夕让她出任临时立法局议员。毕竟她的英籍身份，当年就是北京眼中最有价值的统战标签。杜太生前接受传媒访问时也曾说，她听从了丈夫杜学魁的建议，因为她保留英籍身份，比归化为中国国籍“更能够为香港人说话”。
杜叶锡恩早年为香港基层争取权益的贡献当然值得肯定，但她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她的政治生涯初始于六十年代，当年香港的社会形态仍然彷如“第三世界”国家。她在华人社会地位仍然不及英国人的年代，出于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宗主国的“赎罪”心态，身体力行与弱势社群同行，自然也对或明或暗看不起华人的港英当局持有敌视心态。
可以看到的是，晚年的杜叶锡恩“民主先驱”的光环不再，是因为她没有跳去其时代和身份的局限。自八十年代中香港踏入后过渡期开始，政治和社会形态已经有极大转变，但杜太显然未能适应或真正理解这些转变，也未能体会不少港人潜藏的“恐共”心态。她虽然懂得听说华语（包括粤语和普通话），但不通晓中文。毕竟未能阅读中文着作和出版物，导致她对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也令她对北京港澳政策的解读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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