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大师汤一介文革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任材料组组长。在《我们三代人》一书中回忆道：我参加“两校大批判组”，不管当时有种种客观原因，不管是毛主席指示让我们参加的，但我自己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梁效”同人的处境。我自己应该严厉地责备自己，正是我在开始时考虑想逃避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自愿进入“梁效”；正是我迎合江青等所传达的毛主席关于“评法批儒”的指示，而作了被江青肯定的发言；正是我在批邓开始时，因为怕有牢狱之灾，而没有听孙长江的话，毅然离开大批判组。这都说明了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
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已过近三十年，而且组织上也不下结论，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这二三十年，我常常想着这个问题：要不要说说这个问题呢？时而觉得应该做个认真的自己批判；时而想，事情已经过去了，谈多了还会引起误会。现在趁我写回忆时，也许是把这个“我与梁效”作一交代的好机会。
“文革”开始即受批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后来被毛主席称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和哲学系另外反对聂元梓的十七位同仁被打成“黑帮”，每天要在校内劳动，或打扫厕所，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等。举着“黑帮某某某”的大牌子接受批斗，要低头弯腰或坐喷气式，校长陆平被批斗时我们往往要陪斗，这时我们都要举着“黑帮某某某”的大牌子站在一个高台上，下面是众多批判我们的革命群众，这时我最担心的是牌子拿不住掉下去，砸在革命群众的头上，这样我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因而批判我们的内容反而一句也没听到。我家和冯友兰先生相连，当时冯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到北大来串联的各地红卫兵，都要把冯先生揪出来批斗，我往往也要陪斗。红卫兵小将让我们站在一个凳子上，他们把我们围在中间，要我们交代“罪行”，对此我们当然早有准备，说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教书中“放了毒”毒害了青年学生等等。照例，红卫兵小将都不会“满意”，大喊“不老实”，“打倒某某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时我最怕七十多岁的冯先生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来，但冯先生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接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相对大笑。在生活中有些插曲也颇有深意呀！
1966年秋，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到北大，也经常来到我家，或者抄家，或者贴上些大字报。要我“坦白交代”反毛主席罪行。我每天都得集中到南阁交代“罪行”，写检查，或者在校园挂着“黑帮某某某”的牌子劳动。我爱人乐黛云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也得在校园内劳动。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在家里由我母亲照管，红卫兵常来我家，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和乐黛云商量把他们送到我住在成府的岳父母家中。但两个孩子没有去住几天就被我岳母送回来，她告诉我们：“成府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两个孩子是黑帮的孩子，要给他们挂上黑帮子女的牌子。”岳父母认为，这样对孩子影响太大，只能送回来。
1967年秋，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批红卫兵把我押送到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中，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问我为什么在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两边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申辩：“我这样怎么敢干这种事呢？希望红卫兵小将调查，如果是我或我们家的人干的，我愿意受到严厉地惩罚。”这一群人中，恰好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教员，他说：“如果我们调查出是你，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批斗了我一夜，把我放了。以后也就没有为这事找我，后来听说是我们对门一家孩子们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如果当时没有哲学系的教员在，我也可能被活活打死，人呀都不知为何而死，悲夫！
这件事，使我和乐黛云非常后怕，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搬出经常有红卫兵光临的燕南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恰巧北大革命委员会认为原来教授住的房子太多，应该分出一些房子给职工住。我家住的燕南园58号是北大最好的房子之一，有七八间，自然要被分出去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要求搬出燕南园，搬到中关园较差的小平房中。这样我们一家在中关园280号三小间房中住，从1967年秋一直住到1982年。
从1966年6月1日广播了毛主席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肯定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我就作为“黑帮分子”在校内劳动，挨批、挨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和认罪书，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等等，这样生活了一年多。当时我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我对在国际饭店会议中批评聂元梓的发言都上纲上线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而且我内心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当时实在也搞不清，觉得跟随毛主席总没有错。而且下决心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把毛主席看成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但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只是承认由于我的立场错了，客观上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面上了，而始终没有承认我在主观上就要反对毛主席。这当然不能令聂元梓等人满意。当时哲学系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共十八人，大概都在这个问题上苦恼着，都在想方设法让聂元梓等人满意。
1967年秋天，北大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来和聂元梓一起写“五二五”大字报的孔繁、杨克明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两派在权利分配上对立起来，以致发生了武斗。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无暇来管我们这些“黑帮分子”，这样我们就自动解除了劳动，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希望能由革命派把我们“解放”，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使北大两派的武斗得以平息，接着在全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因而又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这期间哲学系“十八黑帮分子”一个个得到解放，只剩我和其他少数几个“黑帮分子”没有得到解放。这时有些被解放的“黑帮分子”，例如有位同志揭发我在清明节为父亲扫墓；还有位同志给我画了张黑线图，把我和邓拓、周扬、关锋甚至“帝国主义神父”等等联系在一起，于是大会小会又对我开展了批斗。在这中间，我得感谢一位新华印刷厂来的工人大姐，她再三开导我，让我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在这挨批判斗争中，我一再作检讨，挖思想根源。一直到1969年夏才得到“解放”。没有多久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我和乐黛云还有我的儿子汤双就和北大二千余员工下放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到鲤鱼洲劳动对我可以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农民的困苦，才知道农活并不那么简单。插一天秧，腰腿之疼痛是难以忍受的；平一天水田的地，骨头几乎要散架。但中国农民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确实出于真心地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
大概由于我改造得不错，1970年秋鲤鱼洲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哲学系的工军宣队就派我去当教员，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我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躲避批判进“梁效”
1971年夏，我们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和鲤鱼洲同时，北京也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两地的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就合在一起，并成立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开始由杨克明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后来杨克明同志不大管了，主要由我来负责哲学系的教改工作，但我们仍受哲学系的工军宣队领导。由于我真想让工农兵学员学到点东西，孰不知这个愿望与当时整个的潮流全然不合，看看又要挨批，正是毛主席提出“让北大的教员参加《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工作”救了我，使我暂时躲过反右倾回潮的灾难，但却掉入了“梁效”这个深渊之中。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龙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对能参加毛主席要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很高兴，除了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外，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心。这时正是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自然又掀起了一次批判运动。我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如果能到“梁效”，这场灾难也许可以躲过。
当时有几件事，我都会受到批判：一是，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实在太差（当然也有个别不错的），文章都写不通，王宪钧教授提出应该让工农兵学员学点“逻辑”；二是，我认为，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学点“哲学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就组织了几位同志（我记得有余其铨、程为昭等）编写了一份《辩证唯物主义论（提纲）》；三，“文革”前的哲学系副主任邓艾民同志一直没有解放，他找我谈了几次，我认为他的问题应该给以解决，就向工军宣队的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四，为了“评法批儒”，中华书局重版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其中说“孔子思想代表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一观点和毛主席认为孔子代表奴隶主的看法不一致，美化了孔子。中华书局在出版后，作了检讨，而我们北大太迟钝，也没有跟着检查，后经迟群主持的科教组提醒，我才匆匆写了个不大像样的检查。以上这几件事已有大字报提出批评。火正要烧到我身上，正好毛主席有这样的指示，我真是战战兢兢，心中庆幸或可逃过这一劫。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私心，因而参加“两校大批判组”我就十分卖力。
进入“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是依据毛主席的要求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主要就是编材料，我算是编材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送，我们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编成后，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要我们重编这部分，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我带着两三个人修改这部分，我记得有中文系的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而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分编。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件。由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所以被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分工我讲带有理论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复礼”之类；周一良先生讲带有解释性的后四部分。当时除了由谢静宜、迟群指派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讲，我记得还应余秋里邀请在军队讲，应北京市委邀请在北京市委党校讲，好像还在其他地方讲过，现已记不大清了。
大概到这年二三月实际上在“两校大批判组”中分成两个组，一个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材料组，接着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个组是写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材料组，“材料之二”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材料早在“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我们就看到过。在“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江青曾召集一批在京学者（不仅仅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开过两次座谈会，在会上就说到要批判林彪，这样就涉及到“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且传达了毛主席有关“评法批儒”的指示。这两次会，我都没发言，而当时人民大学的王世敏在会上作了相当长的发言，江青对她的发言很满意，当场说：“你是女状元。”所以在成立“两校大批判组”后，她和李家宽、宋柏年就成了该小组的三人核心成员之一。
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我说是一“思想改造”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孔子思想在春秋末期的作用》，认为：孔子是“从奴隶贵族向封建贵族转化的思想家”。现在毛主席说：“孔子是奴隶主的思想家。”我必须检查自己的思想以跟上毛主席的思想。如果从学术上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原来对孔子的看法就有不同，例如任继愈先生等就认为孔子是奴隶主的思想家；而冯友兰先生等和我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但是“批林批孔”是政治斗争，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不仅我，而且冯友兰先生也都必须跟着毛主席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毛主席的一切言论都是“绝对真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这时已经把毛主席看成“神”。这种对毛主席的迷信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是经过1949年以后的多次“思想改造运动”而形成的。如果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以“仕”途为归，因此面对帝王就比较软弱，再经过解放后的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毛主席多次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失去了自我，只能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而且常常是心甘情愿的。这无疑是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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