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彭丽媛“教授”担任艺术指导，中国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新版《白毛女》正在中国大陆巡演。1945年的歌剧《白毛女》是为响应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诞生；去年习近平也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版《白毛女》的推出似乎与老版的首演背景有着相似之处。
新版《白毛女》上演
今年是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3D版舞台艺术片也在拍摄之中。70年后，彭丽媛的“第一夫人效应”让《白毛女》以及“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再次在大范围内“露面”。歌剧中包含了音乐、表演、美术等多种元素，但与普通的艺术相比，歌剧更显高雅，如果把其他艺术形式比作快餐，那歌剧则是满汉全席，与普通艺术有着一定的距离。利用观众熟悉的名人与经典剧目吸引观众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喜儿的回归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这首《北风吹》是《白毛女》中的著名唱段，即使是没看过白毛女艺术作品海内外华人，或许也听过这首歌曲。《北风吹》简洁而生动，在开篇短短7句歌词中，既有写景抒情，又有叙事交代，情境合一，一开始就将人带入到了飞雪扑面的情景中，表现出了喜儿既期待又不安的心理状态。
《白毛女》是大陆广为人知的经典剧目，多年来各个版本演出经久不衰。如果剔除《白毛女》的政治味道，不失为一部艺术精品。此次新版《白毛女》11月6日在延安首演后，还在上海、广州、长沙、杭州等地巡演，12月15日将回到北京中国剧院连演3场，总演出场次达19场。
1945年版歌剧《白毛女》在中国歌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歌剧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风格。“喜儿”这一角色是歌剧《白毛女》的灵魂，继王昆、郭兰英、彭丽媛之后，雷佳成为第四代喜儿。198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暨《白毛女》首演四十周年时，彭丽媛成为第三代喜儿，还因此获得了戏剧最高奖梅花奖，30年后，她又成为了该剧的艺术指导。不仅如此，现已85岁高龄的第二代喜儿郭兰英担任艺术顾问。
从“白毛仙姑”到“白毛女”
70年里，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代的艺术家演绎着。而说到故事的雏形，则是源于中国河北西北部山区的一个传说。这个被称作“白毛仙姑”的故事据说是真人真事改编，只是，故事有多“真”，已无从查考，只能从一些零星资料中窥视其一斑。大陆作家周而复曾作过如下补充：“《白毛女》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黄家沟，当时黄世仁的父亲黄大德还活着，父子对喜儿都有‘心思’，两人争风吃醋，生了仇恨。在一次争执中，黄世仁错手弑父，为消牢狱之灾，他和母亲私下商量，欲把罪状嫁祸喜儿……”
而歌剧《白毛女》导演之一的王滨也曾谈到类似的“原始故事”，稍有不同的是，“那个地主是借口老婆不能生儿育女而奸污了年轻的丫头，许诺如果生了男孩就纳她为妾，可她偏偏生了个女孩，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丫头逃到山里，独自把孩子养大，因为不吃盐长了一身白毛，后来八路军从那里经过时把她救出。重食人间烟火的她头发也渐渐变黑，结了婚，还当上了某地的福利部长”。
以上所引两例，虽然未必就是“白毛仙姑”故事的原貌，但确实能看出故事流传过程中民众口头创作的一些初始情况。这个故事经过难计其数的修正、充实、润色和加工，日趋完善。当它流传至延安，经贺敬之、马可、王滨等人改编后，便有了《白毛女》的第一个正式演出剧本：地主黄世仁害死佃农杨白劳，抢其爱女喜儿，百般凌辱，始乱终弃，而被逼进深山的喜儿变为“白毛女”，在神庙偷取供品充饥，被村民误认为“白毛仙姑”显灵，直到八路军来后将她救出山洞，喜儿才重获新生。
这个剧本在当时既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又富有战斗的浪漫主义色彩。全剧的中心思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深得中共控制的解放区民众的喜爱。该剧在延安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是丁玲笔下延安人观看歌剧《白毛女》的情景。
歌剧《白毛女》表达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情绪，激励穷苦人民进行反抗，为接下来一系列的阶级斗争积累心理能量。从1945年到1947年，歌剧《白毛女》的剧本被多次修改，其中以“晋察冀本”最具人文视点，特别是剧作者对喜儿性格的刻画，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同时，仍保留了人性底蕴，主动回避生硬的“政治教条”，这一改动在革命年代，实属不易。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由水华、王滨担任导演，杨润声任编剧，主演有田华、李百万、陈强、张守惟。与歌剧剧本相比，电影版《白毛女》为了迎合城市观众的审美，在叙事上尝试加入喜儿与大春的“感情戏”，但却回避了人物内心世界可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比如在歌剧中，喜儿逃出黄家后，在山洞里生下了孩子。而在影片里，这个地主阶级的“孽种”刚刚生下来就死掉了----这个改动是为了删除孩子所标志的政治上的暧昧地带----因为孩子与黄世仁的血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绝对的“阶级对立”。
1951年中秋时分，电影《白毛女》在中国25个大城市的155 家影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长影的故事》一书中写到，《白毛女》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老牌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在1959年还作了一次统计，1949年到1958年，按照观影人次来排名的国产影片排行榜中，《白毛女》位居榜首，高达1.5亿人次。
《白毛女》还曾出现过京剧版本。1958年，马少波、范钧宏以歌剧为蓝本，将《白毛女》改编为京剧。剧本保持原歌剧的基本情节，运用京剧唱、念、做、舞等表演手段和传统程式，并且根据内容需要，在剧本、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作了革新的尝试。
文革中的“复仇女神”
1964年初，上海市舞蹈学校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校长李幕琳组织了编导胡蓉蓉、傅艾棣，作曲严金萱三人创作组，请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担任艺术指导。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最早雏形，就是由蔡国英、顾峡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剧片段《白毛女》，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文艺汇演期间，进行实验性演出，并得到广泛好评。
随后，经过第二轮重新修改的《白毛女》，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时，已经由原来的一幕改成了联贯始终的八幕芭蕾舞剧。演出轰动一时，引来“《白毛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激烈争论。文革期间的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观看完芭蕾舞剧《白毛女》后，为其正名，不但肯定和赞扬其艺术价值，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握手合影。随后，在毛敲响的隆隆战鼓声中，江青扛起了“文艺改革”的大旗，她把《白毛女》列入“八大样板戏”之内，进行反复修改排练。该剧于1970年由上海电视台联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11本黑白的电视屏幕复制片。第二年，拍摄成舞台艺术片。1972年，影片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反复放映。
与前两版相比，样板戏《白毛女》更强调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这种偏转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体现出来，比如在江青版《白毛女》里，杨白劳一改歌剧中软弱可欺、忍辱自尽的形象，成为一个不甘受压迫、敢于抗争的农民英雄。“这一扁担，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杨白劳被害死的结局与舞剧和歌剧中是一致的，但由于舞剧中导致死亡的情节更换，人物死亡的内在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由屈辱含冤而死变成为不屈抗争而亡。
而从“喜儿怀着满腔怒火，举起香炉向黄世仁扔去”之类的情节也可以看出这种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江青版本的《白毛女》里，喜儿由一个淳朴活泼的农村少女一跃而成为满腔阶级仇恨的复仇女神，这种变化烙印着文革时期的时代意蕴和社会背景。可见，在文艺舞台上，渲染对敌斗争，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普遍性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必须。样板戏，在当时与大字报、标语口号、批斗游街一样，成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著名学者王元化才说，“文革使人不再成为人，它使大众异化为兽，在这方面，样板戏‘功不可没’”。
纵观八大样板戏，都有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剧本皆有削弱“写实”，加强“虚构”的特点。芭蕾舞剧《白毛女》虽然对人物形象有过于“神化”的处理，政治企图明显，但在文艺匮乏的年代，《白毛女》以芭蕾舞剧形式重现舞台，总算是艺术上的创新，而且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也算是20世纪中华经典舞剧。作为中国芭蕾的奠基作之一，《白毛女》在海内外都流传颇广。
红色经典的商业光芒
文革之后，样板戏在大陆公众视野消失了十多年的时间，可以选择更多其他影视作品的人们，当然不想只看那几部样板戏，而且不少当时还是年轻人的60后认为样板戏都是对共产党盲目的歌颂，是一种被强加的东西，内心有很多抵触情绪。
《白毛女》等样板戏曾经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当历史渐渐远去，这些红色经典中的艺术色彩，以及那种改天换地的青春理想激情又开始被后人怀念。近年来，样板戏等红色经典被改编成面向大众的影视剧，并请来明星主演，如陈道明、许晴出演了电视剧版《沙家浜》。这些影视剧为新世纪爆发出怀旧情绪的人们提供了适时寄托情感的舞台。很多十几年前被“洗脑”的人好似突然见到了久别的好友，感到亲切无比。
旧红色题材作品中，英雄们的性格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缺点，千篇一律地集高大完美、英勇机智于一身。显然这种“完美主义”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观众的口味。2014年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男主角杨子荣摆脱了以往英雄的高大全形象，说黑话、当卧底，显得非常接地气，意识形态浓厚的样板戏被徐克用武侠、间谍等元素成功重塑，并且获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从闹革命时期的“英雄崇拜”到新世纪的“消费主义”，红色经典题材的变化呈现出，中国从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变迁。主流话语的呈现、大众娱乐心理的满足、经典再现的艺术追求等等，共同构成了红色经典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以429名年龄在35岁左右的人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革命传统与社会主义教育、人物传记这三类影片是当年他们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最喜欢的题材。被调查对象列出自己最喜欢的三部主旋律题材影片，《地道战》提名率最高，达255 次；其次是《闪闪的红星》，提名率为196次；再次是《小兵张嘎》和《地雷战》，分别达到了134 次和100次。最受欢迎的人物传记片是《雷锋》和《焦裕禄》。
随着年轻一代日益成为主要观影群体，有人认为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红色题材影片感兴趣了。然而调查显示并非如此。谍战剧的走红证明观众在意的是剧情的紧张、悬念，而不是意识形态，相反，“手撕鬼子”等不尊重史实的电视剧也会遭观众唾骂。
而《智取威虎山》的大卖，让之前只在电视荧屏大火的红色题材找到了新的商业光芒，未来有关红色题材的改编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方向，所有的红色题材都可以是一个超级IP，它的形象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缺少的只是现代化的重新演绎，而这种重新演绎正是顺应新时代而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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