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新词“供给侧改革”在一夜之间火了，不仅被中国领导人频频提及，一众官媒也纷纷对民众进行“科普”。有报道称，“供给侧改革”将写入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正式方案中，并成为改革的主轴。
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来自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导致海湾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政策，西方国家因此遭遇经济危机，也让其注重市场需求的经济理论受到挑战。一批美国的经济学家在那时提出了供给理论，大意是政府用政策调整企业生产，让生产一端来决定消费一端，而不是像以前“跟着市场走”。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具体指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领导层的表述：习近平在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和11月18日的APEC会议上两度提到“供给侧改革”，重点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中央财办主任刘鹤10月在广东考察时称：“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阶段主要是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
可以看出，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应该主要是利用行政的或政策的力量，压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过剩行业的供给量，并逐步淘汰过剩产能，扩大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供给，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无关“左右”
有舆论认为，“供给侧改革”过于突出政府对调整供给的作用，会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由政府决定哪些产能该淘汰，哪些产业该升级，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可能是经济左转的第一步。
这种担心明显会错了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现在可以说基本已经达到了目的，私企自不用说，就是国企、央企也形成了“遵循市场规律办事”的普遍共识。同时不要忘了，与自由市场并行发展的，还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通俗的讲，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瓶”中插上市场经济的“花”，强调“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相对集中的权力配置”、“务实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调控始终在发挥作用，一路探索的过程中有经验，也留下相当多的教训，但这只“有形的手”从未缺席。中央最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其中突出政策、政府对于产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一直以来的“中国模式”并无二致，如果“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左转，那过去这三十多年来岂不是天天在“左转”？
从上文对于中央如何界定“供给侧改革”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项措施远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针对的是中国当下的具体问题。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有58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36个行业产能过剩超过了70%，7个行业超过300%，甚至有行业超过了1000%。这些过剩的行业不光有能源、有色金属等夕阳产业，也包括光伏、LED等国际上认为的朝阳产业，只是在中国企业强大的投资能力下迅速产能过剩，亟待技术升级。如果通过市场调节能够把这些过剩产能降低、产业结构升级，也就用不着“供给侧改革”了。
当然，并不是市场不能调节，在相对理想的自由经济中，过剩行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厂家自然会减产或倒闭，又或通过转型升级寻找出路，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生产的供给。当前中国出现的市场调节失灵，无外乎两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指标压力、稳定就业压力，对落后产能不敢关停，对升级结构决心不够；一些商人和官员抱团成利益共同体，幻想有朝一日还能“翻身”，继续死扛、不愿关停，也无心大量投入去做产业升级。这种局面更突显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如同胳膊上有了病症，需要切除病灶部分，光靠胳膊本身“下不去手”甚至任由病症存在，必须由“大脑”统一指挥，进行强制手术。
开启政策清算
造成目前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结构调整问题的累积，源头就在于中国上一届“胡温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如果“供给侧改革”真的写进了十三五规划的正式方案，无疑是习近平开启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胡温政府”的失误主要开始于200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当时围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决定要在2009年、2010年财政出资4万亿进行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个议案最初是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10月18日提出（最初的方案是7万亿，由于财政部的反对，后协调成4万亿），2008年11月3日早上九点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了总理办公会，通过了这个提议。整个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前后只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光是4万亿，并不至于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根据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的推算，中央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推行到地方后膨胀成了“28万亿投资大跃进”：中央财政出资4万亿，商业银行贷款17.5万亿，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09年、10年一共融资4.8万亿，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未分配利润转为投资约1.8万亿，民间高利贷融资3.5万亿。这五组数据有重合的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2010年的投资数据，把重合的部分剔除掉，得出2009年、2010年中国实际投资了28万亿。
“28万亿投资大跃进”带来了三个效应：第一，大规模重复建设，其中尤以基建、能源为“重灾区”；第二，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第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可以看出，其中前两大效应直接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粗放单一的问题，让中国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多次提到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期叠加”：前期经济政策的消化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三期叠加”委婉的批评了前面一轮的政策错误，而习近平提出的、在操作层面更有针对性的“供给侧改革”，则是态度明了的纠正。
所以，大陆官媒对于“供给侧”铺天盖地的报道是做舆论准备不假，但无关乎“左”与“右”的问题；这一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对之前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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