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大鳄、复星集团掌门郭广昌被带走协助调查，期间一度去向不明着实令不少人心浮动。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内，除停牌外，复星集团控股和参股的14家A股上市公司几乎全线下跌，市值合计蒸发37亿元（1元人民币约0.155美元）。虽然目前信息表明郭广昌似乎只是协助警方调查，但是这背后一个明显信号是，近期中共对金融乱象十分在意，从姚刚、徐翔开始，中国政府要重新整顿金融界，打掉一些金融圈“暗桩”的信号明显。
近70年前，中共曾在上海展开“银元之战”
为何会有如此之举？银根不稳，事关物价起伏，财赋多寡，更事关民心向背，触动政权根基。中国古代尽管金融效率低下，但牵动时局乃至决定政权兴替的案例不胜枚举，历朝历代均不敢掉以轻心。汉武帝尚且有平准策和推行五铢钱之整顿，更何况处处弥漫蝴蝶效应的现代金融？
事实上，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从来不缺乏对金融秩序的强力动作。
1948年起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推行金圆券改革，强制回笼黄金、外币等，结果惨败，币值贬值两万倍，上海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然而，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商人希望通过银元的交易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维持接管前的正当市场经济。此举刺激哄抢银元，1银元由原来兑换100人民币变成1,100元，物价飞涨。起初中共华东局和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皆下达指令警告投机行为，然而于事无补。
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主持举行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就会发生人民币被挤出上海的危险。随后上海军警动作，查封投机据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又对地下钱庄与非法私营拆放进行取缔，终于令人民币在上海立足。
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政府与敌视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实力较量”，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但亦有争论称，真正敌视共产党的企业家已经离开了上海，银元之战中参与银元买卖的企业家，更多的可能出于追求巨额投机利益的考虑，并非是有意与中共政府公然对抗。
中共政权在大陆普遍建立不久便开始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商品经济和金融在短暂的繁荣后迅速随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模式而终结。根据公开资料，在1978年前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从全球看，中国也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在毛泽东“自力更生”口号与世界经济基本脱节。
中共再次对金融下重手的时代要到20世纪90年代，但是其祸根却是在80年代埋下的。1978年后中国恢复四大商业银行，并大规模引入资金，下海的躁动席卷整个中国。然而，喧嚣和躁动下已是危机四伏。80年代海南楼市烂尾成为一场预演，广东、福建等出现大量企业家携款外逃也同样揭露当时金融监管的匮乏……
1991年主角终于出场。当年主政上海的朱镕基转战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为此，朱镕基显露其铁腕风格，坐镇东北，以行政命令敦促各企业承诺清偿债务，完成不了不允许离开。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
另外，当时地下钱庄活跃。一名叫沈太福的东北企业家以24%的利息吸引民间集资，掀起席卷全国的集资风暴，不到半年便通过10万投资者集资10亿多元人民币。为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朱镕基也从不手软。最终沈太福因顶风集资被处以死刑。
如果说，朱镕基当年所面对的局面基本可算作是体制痼疾，整顿金融“异端”护盘国家金融体制的话，那么今天中共所决意痛下杀手时所面对的局面则是丛林法则横行的层层黑幕，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甚至随着市场开放更易于“内外勾结”。
2000年吴敬琏的一篇《基金黑幕》横空出世，揭开了“某些基金通过高位接盘，为利益阶层输送真金白银，严重侵犯基民利益。一些政府官员也在这期间倒下，证监会成都办副主任高勇成为第一个被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死刑的证监会派出机构官员”。
然而，即便如此，15年后的今天，中共近期掀起金融反腐的动作依然面临着吴敬琏所描述的背景，甚至比之尤胜百倍。以证监会副主席姚刚领衔，自去年至今至少5人被查，再到私募基金大佬沦陷，甚至包括这系列动作背后若隐若现的权贵层面（据称令计划家族成员颇有金融投机头脑），可视为中共建政以来最为第三次金融整顿。当然，正如在此前文章说所预言，反腐并非一切。其背后之用意在于将攫取金融命根的利益集团打破，夺回稳定政权的金融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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