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的科研成果得诺贝尔奖了,对“中医”的争论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医究竟能否将自己表达清楚,让西方人也能够从中看到科学的影子成为了争论的话题。
李志恒在“爱思想”中写到,对中医如何认识牵涉到什么是“科学”,而对科学的认识又涉及到人们应该有怎样的看问题的方法,而社会基本看问题的思路又决定了社会是混乱还是稳定有序,这实在是一连串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原文如下。

中医中的切脉(图片来源:昵图网)
五四运动并没有认真引入“科学”
人们都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认为西方传入的“民主”和“科学”是引起中国巨变的“催化剂”。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在“巨变”,但多数“变化”是我们不希望的战乱和运动,科学和民主给西方带来繁荣和稳定,中国的现代史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科学和民主”并没有真正在中国传播。
我们崇尚“科学”,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所以科学的普及应当是先行的,是“民主”的基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除去世界环境的因素,引发中国半个多世纪战乱和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缺少科学的普及,在缺少科学思维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民主体制,只能是专制横行。我们引入“科学”的过程中,只是对科学带来的技术感兴趣,而忽视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并没有任何帮助。
“科学”是西方提倡的以形式逻辑作为辩论问题的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方法,物理学是科学的基础也是范本。五四以来,无论革命的践行者和推崇为思想的引领者鲜有对物理学科感兴趣的,对这一点有认识的是胡适先生,他对自己学生中最感到骄傲是成为物理学家的两个,他的思想也是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问题的典范,胡适先生的思想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也是科学思想并没有被真正普及的例证。科学方法原本是思维的,讨论的,不断修正前行的思想方法,但这“温和”的方法并不是“革命”所需要的,但科学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五四时期引入的“科学”很快就发生了“异化”。引入的“科学概念”成了统一思想,消灭异端思想的利器,“假作真时真亦假”,打着“科学”的旗帜来消除多元化思想,科学的真谛不但没有得到普及,而且“讲科学”的环境恶化了,爱好思维成了危险的事情,没有了自由的言说。“科学”这一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概念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成了农村庙宇里的神像,成了打鬼的钟馗。
人们需要争论问题,需要对一些问题做出判断,要比较,要“综合”,要建立自己理论体系,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也就是只有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会有“有意义的辩论”,促进共识。如果我们相互谈话没有基本的“是非观”,也就是没有基本的逻辑,有什么辩论的必要呢?例如说“防止我们的党改变颜色”,只有物体才有颜色问题,一个政党何来“颜色”?当前很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如果我们用真科学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一目了然;反过来,我们用“金身泥胎”的假科学去看问题,一些简单的问题也会争论不休。如今所有的药店都是什么“堂”,但对“中医药”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其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对真、假科学的争论。
科学的“特征”
“科学”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以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为基础研究问题的方法。走了一条从“经验”中来,总结为理论,再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路。它最成功的地方是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研究,物理学是经典的“科学”。“科学”并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唯一方法,例如宗教思维就和“科学”无关,文学艺术也谈不上什么“科学”,大量的人情世故和生活、生产经验也和“科学”没什么直接关系。同时不能将“科学”作为“正确”、“好”的同义词,“因为科学所以正确,凡是正确的就是科学的”,这是违反逻辑规则的判断。科学的方法有下面几个特征,缺少这些特征谈不上是“科学”。
特征一:科学方法在讨论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外延”是具体的、清晰的“事物”,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物理学是以“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它可以是地球,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粒灰尘,任何物体都有“惯性”,也就是地球、人、灰尘差别极大,但都是“物体”,它们的运动规律都符合惯性定律。
特征二:科学是以具体孤立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笼统的事物,也就是研究对象“边界”是清楚的。物理学是研究“物体”的学问,并没有把“自然”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研究地球,我们是将它看成宇宙中的星球,撇开宇宙,站在地球上无法去谈地球运动规律。这一点大大“限制”了科学研究问题的范围。现在通常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分类本身就不是科学的,研究自然采用科学方法是毫无疑义的,也就是要则不去研究自然问题,要研究必然会采用科学的方法。而社会这个“概念”是笼统的,是不可能孤立开来的,把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就不可能采用科学方法。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先生提出了“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话看似是谈政治态度问题,实质上是提倡用科学方法来分析我们的社会。例如对社会贫困现象的研究,如果我们落实到张三为什么贫穷,李四为什么贫穷,他们的贫穷原因是否一样……,这是科学的方法;反过来,我们谈社会的贫穷现象的原因,认为是社会存在剥削,这里以“社会”作为了研究对象,就不是采用的科学方法。再例如研究宗教问题也一样,任何宗教都不可能从社会和“人”中孤立出来,成为具体的,边界清晰的“事物”,也就是谈论宗教不可能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你不信宗教,不等于你掌握科学方法;你信仰某宗教不等于你抛弃了“科学”,不少物理学家都是虔诚信徒就说明这一点。
特征三:科学是“分科(分类)”和有“层次”的,这是前两个特征的必然结果。世界是极复杂的,又要强调以具体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不分类、分科是得不出研究成果。在研究自然现象上我们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几大类,每一科又可以再细分……。计算机存储“文件”的树状结构最体现了科学这一特征。有了清晰分类,随之就有了“层次”。例如知道速度是说明物体运动快慢的量,这是对“速度”概念的最初步理解,再知道区分平均速度和即时速度,能分清速度和加速度,这就达到中学物理的水平了。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如同一座“塔”,有很大的基础部分,很多人可以理解,而越往“上”走,越抽象也越难以理解,掌握的人只能是很少的专业人士。没有“层次”的理论肯定谈不上是“科学”。
特征四:科学必然使用数学来说明问题。科学和数学的关系可以分两方面,一是从理论上讲,科学的逻辑就是数学的逻辑,科学话语中的判断都是遵循了数学判断的原则。二是科学不喜欢“修辞”,是用数字来区别事物,用数学公式来说明问题。这一点好理解,“飞流直下三千尺”就不是科学语言,讲这个瀑布落差是多少米,就是科学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文学家,反之亦然,。科幻小说的作者只能是科学的爱好者,而不可能是某方面的顶级专家。
特征五:科学的结论是需要验证的,实验是科学最常用的说明手段,但科学实验是出于“证伪”,而不是“验证”,也就是找不到违反这个规律的例证。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以至于任何理论都可以找到例子说明它正确或是不正确。而科学上所需要的实验是力图否定这个结论而做的,简单通俗讲就是“一票否决”。 这一点是对科学特征的较高层次的理解,涉及到科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是非科学的
从总结出来的科学特征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科学的。首先中医常用的“概念”几乎都没有严格定义,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里、表”,“寒、热”,“虚、实”……莫不如此。中医理论里没有认真的人体解剖图,各器官名称和基本作用都是模糊的,例如认为人的思维来自“心”,肾脏和生殖器官不分,所以中医里不少概念看似是说明一个实际问题,而又充满悬念,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气血两亏”、“排毒”都是常见例子。现在中医诊所不少挂有人体经络图,“经络”是否存在值得人们继续去观察思考,但这个经络图和人体解剖图的出现方法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可靠“想象”,而后者直接来源于人的实际观察,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在金融危机时,掌管金融政策的官员说,你们西方治理金融就如同西医,是头疼治头,脚痛治脚;而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中医的方法,从整体出发,一揽子解决问题。他对中、西医的认识是到位的。现代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体,“生病”是某方面出了问题,治病就是修理好这部分。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达到治病好的结果,就必须将复杂的人体“肢解”,于是有了分科。医学的进步是和分科的精细化是同步的。而中医对“病”并不认真分科,喜欢笼统去看,把出现的“病”都看成是人整体得病,医生要则是“万能”的,要则是“庸医”。这种把一个包含诸多复杂问题的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不是科学的方法。中医将“病”看成对人整体的伤害,甚至寻找包医百病的“良药”,这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至于在中医引入“数量”上,除去对药的多少有一个度量外,大部分中医使用的“概念”都和数字无关。寒、热是中医常提到的,有度量标准吗?没有。强调某种药对病有好效果,有完整的实验报告吗?没有。
从总结的科学方法的特征,中医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它采用的方式不是“科学”。我们讲中医不是科学的,并不是说中医不能治病,而是要捍卫“科学”,保持“科学”的纯洁性。任何概念到随便乱用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意义。当把“科学”作为“正确”的代名词时,真科学就死亡了。我们说“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得到认真的传播和普及,把中医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认知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医”已经消亡
民国时期出现过取消中医的争论,其背景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的传播,认为中医实在离科学太远。但这个提议很难让国人接受,并没有得到共识,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中医,现在从表面看,似乎形成了现代医学和中医共存的态势,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中医在治病这一环节上已经“死亡”了。
任何事物不仅仅要有概念名称,也就是“外衣”,同时更要有实际内容,这样我们才能认为它是存在的。不能像是庙宇里神、鬼,金身泥胎,都有响亮令人敬畏的“名称”(概念),而没有实际内容。从科学角度看,“鬼、神”虽然被人们经常谈起,但它是不存在的。中医的“内容”应该是指这样几个方面:直接观察和询问作为诊病手段,治疗以天然物(动、植物和矿物)为药,辅以针灸、推拿、按摩等为治疗手段。它的传承主要是师傅带徒弟,以积累经验为主,它的理论没有形成系统,也没有层次,不符合现代教学规律。我们确定了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在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方面已经没有了“中医”。 医生就是“医生”,这是一个“大类”,里面有擅长心血管的,有擅长肠胃疾病的,……清清楚楚;如果里面出来个“中医”生,是看什么病的呢?什么病都看,不成了“万金油”大夫了吗?120急救车上有中医的影子吗?有医生通过“号脉”来诊病情吗?得了需要诊治的病有首先靠“汤药”去治疗的吗?动手术有靠针刺麻醉的吗?除去“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之外,中医有“手术”这个概念吗?现在所有大的综合医院都有“中医科”,但如果将这个科室去掉,整个医院不使用“中药”,并不会对这所医院有什么大的影响,反而“清清爽爽”;反过来,市县级城市都有挂着“中医院”招牌的医院,如果这个医院去掉体温计、血压计、各种注射器……的使用,这所医院能运营下去吗?在医院常听到“西医治疗没什么好办法了,回去抓副中药,找个偏方试试吧”,这实际就是排除中医对疾病的治疗,而将中医视为只有心理安抚作用。现在各省市大都有医学院和中医药学院,招生都通过统一招生,不过上医学院的分数标准远高于去中医药学院。学习内容不少也是雷同的,中医经典的著作混有不少哲学内容,又是文言文,不利于普通的医学教学。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主要来自“经验”的积累,它的传承应该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现在有中医师(师傅)带出来的中医(徒弟)吗?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统一医疗程序,但一定要在“名字”上区分成两种医院,两种医学院校,两种医生,这可能就是“中国特色”吧。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普遍使用的一些方法和器械遭到淘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就像马车被汽车替代。这里谈不上套用“先进”、“落后”的概念,也谈不上要发扬民族文化,完全是自然状态。现在的中医是有一定的市场,但它主要局限在养生、保健方面,作为医疗方法和医疗理论已经消亡了,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中医最大的优势对疾病的心理作用,对治疗疾病有“暗示”作用,从科学角度看,人比动物不同的地方是具有丰富复杂的精神系统,而人得疾病多少都和“精神”有关,而这方面很难通过科学方法去治疗,宗教的盛行多少于此有关,故而中医真正的“治疗”作用是它的宗教意义。中医如果作为“文化遗产”去弘扬,去学习,这纯属文化爱好者们去做的事情,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病救人”、“寻医问药”没有太大关系。
关于“中草药”
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利用天然物来治疗疾病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现象,而是生物界进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世界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利用“草药”治病的经验。把利用天然物治病就确定为是用中医治病,这样的推理是缺少逻辑性的。当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在这方面走得远一点,也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更丰富,总结的更充分,产生了代表著作《本草纲目》。如果根据这一点,将“草药”定为是“中草药”,利用它来治病是中医的主要特征,则这就更说明了中医的“非科学”的性质。因为中草药治病依据的是“经验”,不是系统的有理论的方法。我们随便看《本草纲目》对某种药记录,不难看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以治病,而“为什么”就没有了。从人的认知过程去看,“经验”积累多了,容易产生“理论”,但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思维,对“草药”的广泛使用产生的“理论”不少是荒谬的。例如认为“吃什么补什么”。鸡可以吃沙粒,那么鸡内金可以治胃病;老虎凶猛,虎骨可以治关节病。这些例子举不胜举。有不少“草药”生长环境恶劣,稀少,物以稀为贵,也就认为稀少的动植物疗效显著,是珍贵药材。人参、鹿茸、灵芝、冬虫夏草大概都是这个原因而成为珍贵补品,稀缺的药品缺少“经验”的积累,把它们说成是药材,更缺少科学依据。
用科学方法看待中草药首要的是设法分离出有疗效的化学物质,设法搞清楚分子结构,设法浓缩、提纯。这个工作中国古代一直在探索,例如“炼丹”,制造“丸剂”,但没有化学(科学)作为基础,很难取得重大突破。这次屠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她坚实的科学基础带来的,从植物中提取发明新药是各国常用的手段,她的获奖和中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如今传统的按方子配药、煎煮,饮用汤药,越来越少了,所谓的服用中药都是指“中成药”,而这些中成药很难讲是传统的“中药”,而是没有经过严格验证的“新药”。 大部分所谓的“中成药”,价格高,被宣传的神乎其神,仿佛半个多世纪前地摊上的“大力丸”被“再塑金身”,冠冕堂皇进了“殿堂”。如今自然环境的改变,不少物种多少都有了变异,传统中草药都是自然状态下生长的,具有药效的成分很可能是遗传不稳定的部分,人工培育这些物种,首先丧失的可能就是“药效”。每年生产的中草药堆积如山,它们在全民医疗中所起作用可以用微乎其微去形容,不少著名中草药沦为食材或是调味品,例如开发的“当归牛肉面”。种种有关“中草药”的广告和宣传充斥于市,若李时珍在世真不知有何感想。利用天然物来做辅助医疗,开发保健药品和食品,从“中草药”,从《本草纲目》得到启发,这都是不错的想法,但没必要一定和“中医”建立联系,吸收世界各民族对天然物的利用成果更具有实际意义。
小结
对“中医”的错误认知,首先带来了医药界的混乱。社会上出现的利用人们不可避免的疾病进行坑蒙拐骗的现象,绝大多数是打着弘扬中医的旗号。这里并不想分析当前对“中医”的认知带给中国医药界和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市场经济有其自己的规律,违背了自然会受到“惩罚”。科学技术的传播也用不着去关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自然会努力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这里谈论“中医”是希望思考百年来我们到底引入了多少“科学”,“赛先生”是否真正来到中国。我们提倡接受科学是为了寻找好的思维问题的方法,是为了反对“迷信”,百年过去了,各种“迷信”现象减少了吗?各种“造神”现象不是此伏彼起吗?中国思想混乱的治理呼唤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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