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中国的马可波罗

说起马可波罗,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记得我给学生上课时,曾用PPT展示现代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告诉他们,最初把世界地图画成这样的,是个意大利人。不少同学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可波罗(其实是利玛窦啦)。
马可波罗在今天中国的知名度还可以用瓷砖和面包来说明。就是马可波罗瓷砖和马哥孛罗面包(虽然翻译不同,但招牌上的英文:marcopolo,正经是人马大爷大名的正字法拼写)。马可波罗和李宁、靳羽西一样,是用人名做商标的国产品牌。可见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影响力了(不信你换个托马斯·阿奎那试试)。


除了瓷砖和面包,CBA还有一支名为深圳马可波罗的球队。马可波罗估计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后几百年还能为中国人民赚钱,可算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了。
马可波罗在中国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他曾在中国生活了17年,还因为他回到欧洲后口述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替中国人扬我国威。在那之后很久欧洲人以为中国是人间天堂,遍地黄金。此书是16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之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哥伦布在他发现美洲的航程中,就随身带着一本写满了批注的《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是牛皮大王?
然而,就是这本《马可波罗行纪》,在问世之初,其真实性就遭到过怀疑。只因马可在叙述他的东方故事时,经常出现“百万”这个口头禅:城市里百万的人口,百万的房舍,百万的马匹等等。于是当时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先生”,显然是在讽刺他的话言过其实,夸张虚浮。
如果“百万先生”还只是对马可波罗表达方式的不屑和狐疑的街谈巷议的话,那么,到了1960年代,对马可波罗故事真实性的质疑就进入了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德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在他的一篇论文《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6.1966. Hong Kong, pp.49-72)中,讨论了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真实性问题。他猜想马可波罗很可能没到过中国,他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或许是从当日流行于穆斯林世界的某本旅行手册中抄来的。
傅海波的论文如同拔掉了一个塞子,此后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怀疑逐渐喷涌出来。差不多30年后,这些怀疑的论点由另一位也可算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英国女士集大成地反映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即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Wood)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China》)。此书1997年被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

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1997年被译成中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吴芳思此书一出,立刻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元史名宿,对论证马可波罗来华史事曾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志玖先生连续撰文批驳她的观点。杨先生的文章此后集结成书:《马可波罗在中国》,于1999年出版。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疑马派”的四大理由
第一大理由:文献无征
马可波罗的事迹除了他本人的书之外,在元代的汉文、蒙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任何文字史料文献中都没有记载。
第二大理由:有悖史实
马可波罗所述的情节中,有些明显与史实不符。比如他说自己参加了元军攻打南宋襄阳城之役,并为蒙古军队制造了攻城用的回回砲。然而襄阳之战在马可波罗来华之前早已结束。至于回回砲的真正制造者则是来自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
二人造砲破城之事载于《元史》,彰彰甚明:
亦思马因,善造砲,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砲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
压根儿没马可波罗什么事。



回回砲(又名襄阳砲),其实是一种巨型投石机(所以其字从“石”不从“火”),抛射巨大的石弹(见右上图)。看过《圣女贞德》(米拉·乔沃维奇版)之类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电影,或者玩过《帝国时代2》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
第三大理由:漏载之疑
马可波罗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了17年,但他的游记里居然没提到很多在古代乃至现代中国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事物,比如:汉字、长城、茶、筷子,呃……还有女人的小脚。
第四大理由:版本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行纪》不但篇幅庞大,而且彼此之间在内容上也有不小的差异。说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传抄者不断地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写,并往里面添加自己的私货。很多今天被我们用来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细节可能在最原始的版本里面是不存在的。
那么《马可波罗行纪》的原始版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可惜这个原始版本就像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一样,失传了。
“挺马派”的辩解
关于文献无征的问题。曾为《马可波罗行纪》做注的英国学者亨利·裕儿引用德国著名科学家洪堡(Humboldt)的话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的档案里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中国的长城;在葡萄牙的档案里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命航行海外的记载,而这三者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转引自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文献没有记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物不存在,或者这件事没发生过。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明了火药,但不代表发明火药的人不存在。
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中那些夸大失实的地方,要么是他记忆有误,要么是他自我吹嘘。这两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吧。尤其是马可波罗讲他的故事时正在热那亚吃牢饭。人倒霉的时候,回忆自己以前的好日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添油加醋,也是情有可原。
“疑马派”的第三大理由也好解释。他们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元朝皇帝大多连汉语都说不利索。因此,元初上层社会最重要的交际语言不是汉语。有证据表明马可波罗当年在中国接触最多的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被称为“色目人”的来自中亚的移民。
河北正定在元朝称为“真定”,蒙古语将这座城市称作Chaghan Baliq,意为“白城子”。但马可波罗书中则称作:AqBalaghasun,即突厥语的“白城子”。再如,马可波罗称云南的一些土著为zardandan,意为“金色的牙齿”,显然就是指自唐至明被称作“金齿”的傣族先民。而zardandan则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参姚大力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收于氏著《读史的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99)。像马可波罗这样成天和蒙古人、色目人混在一起,对汉字以及汉文化中的一些特色不敏感也就不奇怪了。

以前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老外喜欢在身上纹汉字,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汉字更像一种图形而不是文字。也许马可波罗看到汉字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会被巍峨雄壮、绵延万里的长城惊到。但这是明朝才建起来的。此前的长城多是用黄土层层夯筑而成。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最多只能看到一些形似土堆的前代长城遗址,会震惊莫名那才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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