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原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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