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福（音）牧师滑入汽车后座，然后告诉司机开车。
他回头张望。“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正是圣诞节的前几天，但是他不在布道，而是在试图甩掉尾巴。
这位讲话轻声细语的基督教传道人对监视并不陌生。苏多年来参与中国未登记的“地下教会”的工作，他说他被审讯的次数多到已经数不过来。
但是，即使是苏对这个月贵阳发生的一切也感到很惊讶：对这个蓬勃发展的“Living Stone Church”（活石教会）的打压导致了教会关门，一位牧师以“持有国家机密”罪名被拘捕，数十位教友被警察盯梢。
一份泄漏给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并由华邮记者看过的当地政府指令，指示地方共产党干部关闭教堂对“维持社会稳定”是必要的，“维持社会稳定”这个包罗万象的词经常被用作打击异己时的依据。
12月9日对教堂的突袭因为时机的关系显得很触目----在圣诞节前两周----也因为政府的（打压）手段泄露了出去。但是，这次行动凸显了当局对宗教活动更广泛的镇压，正值无神论的共产党在更大规模地打击异见时竭力控制宗教的传播。
普渡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主任杨峰刚（音）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整体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总体上对民间社会的控制都更严了，包括教会。”
信仰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
因为当局对宗教活动的严格限制，很难找到可靠的数据，但是中国政府通常说新教徒（它所谓的“基督教”）人数为2300万，天主教徒人数为570万。
外国学者估计中国有6700万到1亿基督教徒----而共产党员有8700万人。杨估计中国到2030年将有2.5亿基督教徒。像苏这样的福音派新教徒是增长最快的群体。
共产党有一个复杂的，往往是矛盾的，对信仰的观点：宪法保护宗教权利，但是政府不愿意放弃控制。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无党派组织都是强烈过敏的，无论是非盈利机构，图书馆还是教堂。”
这意味着，你可以是基督徒，或藏传佛教徒，或穆斯林，但是必须是在政府认可的条件下。基督徒必须在国家支持的教堂里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那里党的教条胜过宗教的教义，传教是被禁止的。当地官员决定什么是“正常”的，因此，也决定什么是合法的。
这种程度的酌情权给了当局广泛的自由来关闭教堂，拆毁十字架或逮捕基督教活动人士，只要他们认为合适，这在中美关系上是一个痛点。
今年夏天，中共当局逮捕了在浙江反抗拆除十字架的张凯（音）律师，这次逮捕发生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特使David Saperstein来访前几天，以及习近平对美国的国务访问数周前。
这使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时需要提出这一问题。在与习近平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说他已经用“坦率直言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关闭教堂的担忧。
中共当局拒绝这样的批评，并视之为干扰。
在过去的一年中，“活石教会”的成员感受到了法律的全部力量，以及它背后的巨大的安全机器的全部马力。
患难中的教会
基督教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自从19世纪，外国传教士就在贵州省农村活动，在少数民族村寨传教。文革中的大屠杀导致了大部分教堂的破坏和很多基督徒被迫害，但是，信仰在这里静悄悄地幸存了下来。
中国经济的扩张，将很多村民带到了城里，那里社会的错位感和对归属感的渴望重燃了宗教的觉醒。
当“活石教会”在2009年成立的时候，有30名成员。根据对7名成员的采访，到教堂被关闭的时候，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几百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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