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2日，参与过“八九民运”和多起维权案件的律师浦志强被判犯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意味着浦志强已经可以回家。此前曾有预期称浦将被判8年。官方还表示，浦志强在庭审期间，表示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多次向公众和被害人真诚致歉，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并称从自身的经历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法律的完善及社会的进步。
浦志强一审宣判
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大约一个月前。11月26日，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高瑜二审，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减为5年，后因身体原因被准予集体监外执行。据称，高瑜在二审时认罪悔罪，法院酌情对其量刑予以改判。另外，在同一年的2月25日，中国异见作家铁流因发文直击中共高层领导人而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经营罪”判以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
有分析就此表示，上述四件事情中有三个值得注意之处：其一，在2015年，许多对中国政治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满意见和抵制行为的知名人物被结案判刑；其二，各方多认为，与之前的一些案例和外界预期相比，对他们的刑判并不算严重；其三，他们大多有悔过之意，至少官方报道之中是如此。对于第三点，外界仍有猜测认为宣传机构有造假之嫌。不过，由于他们都是一些被境内外强烈聚焦的人物，这种可能性实则极低。另外如薛蛮子、艾未未也已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那么，这三点或许意味着中共在操作此类议题上的新变化和新动向。
中共急出手 抚平三处隐患
浦志强、高瑜、铁流等人，都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异见者，对中国政治表达出较为强烈的不满意见，有所行动，又都因某项违法案件被审理。此外，在中国国内还有刘晓波、许志永、薛蛮子等人与他们比较类似。事实上，这些人所代表的民众群体的数量相当庞大，只是其他人的说活跃度和知名度相对相低，没有被更广泛地激活，但其中具有较大潜在挑战性力量的一些人应当都在当局的视野和防范范围内。
在这些比较知名的异见者里，高瑜、浦志强、许志永三人的职业身份不同，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主要的政治异见群体：媒体记者、律师和学者。这种职业分布有其必然性。媒体记者对社会和政治层面有着广泛、深入和直接的了解，律师对丑恶不公现象有着切实体会，学者对中西制度和理论有深入研究和对比。他们都长期受到理想信念和正义感的激发，却又时常遭到严厉和粗暴的高压管控。更重要的则是，作为社会与市场里体察者，他们发现了普遍性的问题，及其症结和根由，而不仅仅是基于个人遭遇才成为了反对者。
其实除这三类人群之外，还有出自中共体制内、主要是因为历史事件而成为反对者的人，还有艺术界的批评者。曾任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艺术家艾未未等，被认为是他们的代表。不过，其数量要远远少于媒体记者、律师和学者这三类群体里的反对者。
有观察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党政军，市场、社会等层面矛盾问题积聚并尖锐化，也出现“媒体连营”、“律师抱团”和“学者问政”且一致抗上的苗头。中共一向对对此类现象极为警戒。中共十八大后，南方报系被整顿、奚晓明案和许志永案的发生，分别针对这三类群体中较具挑战性或较为极端的案例，或许就是中共先手清理潜在“隐患”的操作。
中共对异见者态度生变 中共第三次统合朝野
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对政治反对群体，中国也不例外。批评者、异见者和反对者是一个国家正常且必要的组织部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执政者将会失去一面让其自我感知的镜子，几乎必然会导致迷失方向，对体制之外、对社会下层的忽略，进而产生执政危机。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手”“敌人”并不适当，只会起到反作用。但是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共一直陷入这种死循环中难以自拔。
其实自中共执政后，也有过两次与反对群体实现友好相处的时期。一次是在毛泽东执政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另一次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两个历史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中国朝野内外的普遍认可。不过后来都因为反对者高涨的政治要求与执政者的地位和权威构成难以调和的冲突，加之当时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以中共弹压反对力量强化执政地位作结。这一结果的产生，其实也可以视为中共自身没有掌握好调节的方法和分寸，毕竟对于当时的历史问题主要应由执政党承担责任。那么，在吸取两次教训之后，中共会否总结和探索出一条新的调和朝野的路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5月召开的升格后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
构建“大统战”格局已是中共当下整体战略。习近平在该会议上所说的“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具有一些新意。在该年度，高瑜、浦志强、艾未未等人被“高举轻放”，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一些“改变”的态度，或许就反映了中共在对待反对群体的态度和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效果。就此来说，不久前中国民间教育家信力建被抓，目前具体原因还未知晓，或许是因为中共试图也对其进行一种“统战”和“说服”操作。
其实也要考虑到，在朝的中共与在野的反对群体立场不同，难以达成完全一致，而且也都应该对自身有所反思和节制。反对的声音有存在价值，但是还要具有建设性，而且要考虑是否偏于片面和极端。如果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是双方共同目标，那么朝野是否存在公约数？如果中共自我改革，是否值得认可？
另外引起坊间较多注意的一件事是，在2015年年初，被指为左派人物的司马南与陈破空激辩中国时局，或许也与中共当下统合异见群体的操作背景有关。以中国政治为题材的政治反对群体，往往是境外媒体和国际政治观察者零星和唯一的渠道。他们观点的变化，对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服务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利益的拓展，也会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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