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12月30日成立满两周年，央视推出一首饶舌说唱歌（rap）“深改组两岁了”，总结两年来深改组启动的多项改革，说唱中还融入了习近平的8句讲话录音。
以动画歌曲形式推广中央政府政策和改革在近年已非首次，但围绕深改组和以饶舌说唱这样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进行推广，至少在今年尚属首见。
截至目前深改小组召开了19次会议，审议了102份改革文件。
央视网上12月26日发布了这段饶舌说唱的动画MV，显示来源为央视新闻客户端。
MV片头显示，作词人为周爱华，作曲和演唱人为武文多。制作包括史春、马强国、曲柳燕三人。MV的片尾显示，央视将推出特别节目“深改的力量”。央视在推广此说唱歌曲的时候说“让我们一起感受改革啃硬骨头的那种韧劲和打破坚冰的那种力度”，还让观众“个中亮点请自寻”。
通过百度百科搜索发现“武文多”词条显示，他是一名80后北京人，2007年同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毕业之后进入央视新闻中心担任录音师，并创办文多音乐工作室，去年，他曾在两会期间为《新闻联播》创作音乐。目前不能确定两个“武文多”是同一人。
这段2分钟40多秒的饶舌说唱歌曲以“深改小组两岁了，这两年干了不少事儿”为主题，列举了深改小组提出和启动的多项改革，并融入了8句习近平讲话录音。
其中4句阐述改革决心包括“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开弓没有回头箭”“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改革关头勇者胜”；2句关于反腐，“有腐必惩有贪必诉”“高举反腐的利剑”；2句关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
歌词提及的改革包括经济方面的市场化改革、管治方面的依法治国简政放权改革、反腐倡廉方面的三严三实苍蝇老虎一起打、还有“教改医改户籍改”“精准扶贫”“价改税改国企改”“治水治气治土地”等涉及民生、财税、环境保护等具体方面的改革。
除了改革，歌词中还提到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投行计划。
这首《十三五之歌》由复兴路工作室制作，10月27日新华社在其官方twitter上发布，长3分钟，以民谣的形式反复吟唱“十三五”。按照“十三五”是什么、谁制定、怎样制定、制定完成还要执行、完善等逻辑顺序，层层推进。
《十三五之歌》是复兴路工作室第9部作品，还同时发布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此前，该工作室曾出品《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跟着大大走》之博鳌篇、万隆篇、巴基斯坦篇、俄罗斯篇、美国篇、英国篇等作品。
以歌谣推广中央政策和描绘领袖形象，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宣传形式。
今年8月，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副书记闫旺曾撰文《井冈山的歌谣》，指在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时，江西省文史部门曾经整理发表了 487 首苏区革命歌谣，90 首红色歌曲。后来，吉安地区、兴国县文史部门都曾对革命歌谣进行过搜集整理，总计有 1000 多首，这些土地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歌谣被誉为“嘴巴上的标语，口头上的传单”。
1929年10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亲自草拟大会决议案，第四部分对宣传工作作出了系统规定和论述，包括指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
而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就曾要求每个省代表抄录民间歌谣。
古田会议之后，军方对歌谣的征集和编制更加重视。《革命歌谣选集》也在古田会议之后被编辑出版。
在各个根据地出现的大量革命歌谣，有当地民众的口头创作，也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民众创作往往以传统曲调为基础，加入新的有关革命内容的歌词。
在《革命歌谣选集》的序言中，当时革命歌谣的“动员力”可见一斑。
序言中写道，1933年广州暴动纪念街，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两个区的妇女山歌队互唱山歌，鼓动青壮年参加红军，结果是“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七个队员加入红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红歌”不绝，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也是屡次起伏。
2013年病逝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余一中曾在2011年9月撰文《红歌运动后关于红歌的思考》，回顾1949年以来“红歌”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角色，此文在2012年4月在《领导者》被刊出。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大约一年半时间，薄熙来完全消失于公众视线。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唱红歌”运动一度引起争议。
余一中在文章中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并无“红歌”一说，文革期间流行过“革命歌曲”，但之后被“经典老歌”代替。90年代中，文化界流行过“主旋律”，因此有了“主旋律歌曲”，进入21世纪，江西开始唱红歌活动，“红歌”一词开始流行，2008年，唱红歌在重庆获得官方认可倡导，到2011年七一党庆前后达到高潮，随着当年夏季的结束，红歌运动也似乎开始平静下来。
余一中指，1950到70年代，中国曾经历两次“倡红唱红”运动，反右运动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第二次。之后他列举了7点理据批评重庆唱红，指其改变“道德滑坡”的出发点、搞运动的方式、将社会生活政治化庸俗化等，都是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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