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夫人吴耘按：12月22日是东来落葬两周年，中国政法大学的胡晓进博士和我联系，想建个微信群，聚集同门， 以作纪念。当晚，众弟子积极响应，确定群名“任门弟子”。学生们的友好凝聚与情意相伴令人动容，当晚辗转反侧中梦到了东来，对我说他不曾离开。
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封面
2012年12月26日，高华去世一周年纪念日。此前，东来多次跟我提到要写一篇文章，纪念这位“谈得来的同事”，女儿琬洁口中那个“最帅的学者叔叔”。当月18日，他从军区总院化疗回家，身体十分虚弱，躺在床上休息。 我不确定他是何时动笔，（文档显示是20日下午4点）只是清楚地记得20日晚10点左右，他坐在沙发上，合上搁置在腿上的电脑，已无力说话。没想到，这篇未完之作没有结尾，东来还没来得及修改，键盘敲击的错误还在，竟成了东来的绝笔。第二天一早，我将他送至医院，白细胞降至800，III级骨髓抑制，我心中顿时充满不忍。可这就是东来，热爱阳光，总把灿烂带给别人，在生命的尽头，也要燃烧自己，留一份友情在人间。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高华辞世已有四年，东来离我而去也已两年零七个月。南京的冬至依旧阴郁湿冷，然而，每当想起东来对于朋友的热情，任门弟子于我的关怀，心中便会涌动一股暖流，提醒着自己像东来一样，去温暖周围的人。
任东来：一个同事眼中的高华
转眼间，高华教授已经辞世一周年了。他的学界好友编辑了《史家高华》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学者。我没有看到原书，只看到了书的目录。略感遗憾的是，除了他当年研究生同学颜世安教授和著名学者董建的文章外，没有一篇是其南大同事的文章。我虽非他的知心朋友，也非历史系的同事，但命运却让我们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有几年的交集，算是谈的了（来）的同事。我记下自己与他的交往，以及一些观察，纪念这位天才的史家，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生活、学术和心境。
初识高华应该是在1987年前后，那时我以南开大学博士生的身份在中美中心做访问学者。有一次，已在南大哲学习（系）社会学教研室任教的南开校友周晓虹介绍我参加文科青年教师在单身宿舍搞得（的）一次“沙龙”，谈的是海外的新儒家，主题发言人（是）刚刚硕士毕业的高华。他款款而谈，从容不迫，介绍穆宗三、唐君毅的主要观点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我在中美中心成为专职教授，讲授当代中美关系。不久，高华也已（以）兼职教师的身份讲授中国的新文化。这门课原来是外文局前局长段连城开创的，但经过高华的重新设计，成为中心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一门课。一个叫汤世好的美国学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是一位典型的左翼学子，至今认为朝鲜战争的责任在南方而非北方。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却成为高华的粉丝，在中心学习一年后，毅然注册为南大历史系高华的研究生，成为该系最早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正式研究生。也是在其几位粉丝学生的帮助下，1995年高华得以在华盛顿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访学一年。高华去世后，我们一位共同的学生Jennifer写信给我，对高华去世深感难过，更令她心碎的是，传闻说高华医疗费用都没有得到充分保证。我就自己所知，解释道（到）南大已经尽最大可能保证高华较好的治疗，说明传说不实，以及中国医疗制度中的公费与自费的一些差别。通常，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的一个差别是，他们没有什么“一日之师，终身为父”这类师恩难忘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契约观念。高华能够赢得这些美国学生的敬重，自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中美中心按美国大学标准，给每个教授配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这既方便了学生与老师的交流，也促进了老师间的沟通，形成了友好的办公室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和高华成为了谈得来的同事。我的专业是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但对冷战历史也有兴趣，并有幸结识了何迪、牛军、杨奎松和章百家等一批年轻的党史学者，受益匪浅。我只知道高华在研究左联，课余时间常到他的办公室坐坐，随便聊聊党史中的有趣话题。有一阵子，我打算以大连作为个案，研究1945-1949年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的互动，苦于没有资料。高华告诉我，原南京市委书记刘顺元当时是苏占大连地区中共领导人，因为不满于苏联的大国主义态度，而被免职。大名鼎鼎的中国保尔吴运铎，就是中共控制的军火企业新欣公司的劳模。结果发现，他对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毛与王明、与张的关系，了如指掌，观察准确，让人佩服。特别是他对AB团的研究，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左翼革命运动内部极为残酷的一面。因为他当时开始读在职博士，我因（以）为他是以党史为题，结果他告诉我是研究孙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方向是民国史吧。直到《红太阳》出版，我才恍然大悟，我（他）为什么那么钟情于党史，却不得不研究孙科！
高华也很喜欢中心宽松的氛围，也尽量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做些工作。我当时主持中心的中美教授联合午餐讨论会，尽管中方教授有十几人，美方教授仅有五人，但每次安排中方发言人，都需要做些工作，毕竟中国教授不习惯这样的讨论。但高华却很爽快，结合他当时参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坦率讲了费正清“挑战-应战”理论在中国年轻学人中的影响，尽管这一理论在美国因为“中国中心论”和“世界体系-帝国主义论”的挑战而式微（甚微？）。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请了许纪霖、朱杰勤这样一流学者来中心演讲。甚至不再在中心兼课后，他还介绍何清涟、张鸣这样的学者来讲演，使中心的论坛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国际师生真实地感受到中国的思想解放与学术进步。
《红太阳》出版后，向高华索书的太多。而港版书上180元的定价，相当于高华几千元薪水的的1/10。我不好意思向他讨书，到通过其他途径很快就借到并通读了，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对党史那么了解，也知道为什么他不能以此来写他的博士论文。他（我）对他说，标题不好，还不如直接用副标题，就像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他似乎也不满意，说真不是他想要的题目，出版社从商业角度起。我的印象是，该书把毛过于理性化，给人的印象是毛在权力斗争中似乎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但从毛无法无天的个性来看，他的很多行为非常率性，几乎没有底线，反复无常，这（样）是讲理的知识分子领导搞不了他的原因。因为这只是我的直觉，不好班门弄斧，向高华提出了。只是说，你后记中，提及自己听到毛主席将活150岁，心中便格登一下，以及随后判定这又为科学常识，让我印象极深，因为比他年轻几岁的我，当时还处于“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感到无限幸福”的时期。甚至在大学期间，我依然是毛泽东的坚定拥泵。他听后，只是一笑了之，并无得以。
《红太阳》出版后，港台一些邀请其客座研究与上课的邀请多了起来，这多少影响了他在中心的正常教学。中心的美国学生交美国学费，跟中国老师读书，自然以美国大学标准来要求。因此，中心对老师请假和调课有严格的限制。而中心的兼职教授拿中国薪水，自然以中国大学一般的管理标准来衡量，自然产生矛盾。这样，高华就主动不再兼课，我也就失去经常与他谈天说地、咨询讨教的机会。
2006年，高华在例行体检中查出肝癌，这让我们这些同事和朋友感到震惊与难过，因为他以前得过乙肝，而乙肝患者患上肝癌后，非常危险。我在中美中心的顶头上司、美国研究专家沈宗美教授十几年前就使（是）同样的情形，从发病到过世不过数月。好在高华发现的早，加上他有得到了上海最好的肝病专家的治疗，初次微创介入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和历史系的胡成教授一直想去看他，这时胡成的朋友、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翟志成博士来访，他是《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一书的作者。
翟博士文革期间是中山大学学生，利用下放之际偷渡香港，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人，都对毛崛起与成功之谜。所以，他非常想看望高华。我们到高华家时，家里乱糟糟的，到处堆放着一捆捆还没有拆开的书刊。当时，由于非学术的原因，高华不得不离开屁股还没有坐热地（的）华东师大历史系，把运过去的书重新再运回来。谈到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时，高华平静依然，只是说，调动手续办得迟了一步。
200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来中心讲学，他是《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作者。但他讲课的题目却是有关文革的缘起，其观点便是毛发动文革就是要把延安整风运动再（在）全国范围内再搞一次。课后，我告诉他高华的研究，他很感兴趣，而且说，本来夏秋巴黎有个研讨会，他和高华在一个小组，互为评论人，但听说高华生病不能去了，很是遗憾，很希望能够见一面高华。埃凯（艾恺）是极少数几个能够流利地使用汉语作演讲和研究的美国中国历史学者，2002年海南中美撞击事件，美国官方聘请他做中文翻译。即便这样一个学者，他也不知道高华这本书。中文汉语学术著作要进入西方中国研究主流，需要时间。于是，我家里略备茶水，请高华和埃凯在客厅漫谈。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秦淮河水在客厅床（窗）前缓缓流过，远处是高耸的电视塔，高华那天精神很好，红光满面，他和埃凯（艾恺）就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畅快地聊着，我基本上扮演一个听众的角色。我读高中的女儿放学回来，高华非常友好地与她寒暄。我这位从不最（追）星的闺女事后告诉我，高伯伯是她见过的最帅气的学者。
后来，传来的高华癌症复发的消息，令人担忧。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问候他。让我感到问题严重的是，他在《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文末，特别注明是在病中完成。接下来，我有在网上读到“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和高华：“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这三篇水平极高的书评，不仅仅是书评写作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我读出总是觉得他充满了自己的情感，石斛在用自己的心血去理解去写作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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