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晋察冀解放区时期，他曾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即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就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违反了共产党组织原则之一：新闻媒体不得擅自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拟将他调离上海，作为接替的原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也已经被调来上海。但柯庆施到任后，立即留下了张春桥。而让张春桥协助江青在上海搞现代京剧修改，也是柯庆施建议的。
1976年9月12日，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手挽手在毛泽东遗体前
许多和张春桥长期共事者都不喜欢张春桥。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颜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印象，除了布置工作，他平时与人交流很少，哪怕办公室门对门。当时的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对门，但他从来没和李聊过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文革中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他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
对于张春桥的“阴”，后来给姚文元当助手的朱永嘉有个说法：“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但张春桥的不爱说话，并不意味不善言辞。他有兴致时，和人聊天谈笑风生；他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起草，思路清楚，生动流畅；每次讲话，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不会是空话套话。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增加副食品供应，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开会时，下面干部还未发表观点，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些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张春桥生活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过春节，徐景贤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一起，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根据毛的这些话，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半月刊《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张春桥这篇文章与毛的思想合拍，受到毛赞赏，指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毛开始注意张。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1958年10月13日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张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后的第六天，毛泽东下令调一架专机，送张春桥和陈伯达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作准备。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
张春桥的主要工作，是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以及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被戏称为“柯庆施的不管部部长”。1963年12月，张春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4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宣传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