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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慰安妇问题做交易是一种战略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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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11月2日在日韩峰会上才刚刚明确表示要终结慰安妇问题。不足2个月后,两国政府旋即于12月28日就双方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共识。谈判之“顺利”大大出乎了外界意料,尤其是该协议是在安倍掌权期间达成的。这是一位因企图修订日本和平宪法而激怒邻国的领导人。2007年,在上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他甚至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慰安妇”事实上是被强迫卖淫的。与此同时,这样一举将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带来怎样的震动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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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与现实矛盾,让亚洲国家之间迟迟不能建立其足够的政治互信。在这当中,历史问题更被视为一大症结所在。只不过,如何纾困这一问题虽迫在眉睫,但若将不谈历史问题或当事国经简单谈判便“翻过这历史的一页”。这样一种鸵鸟式的政策不仅难为之画上真正句点,单个国家将历史问题作为外交进退的交易筹码,并因此埋下隐忧,更将后患无穷。

日韩协议引各国不同反响

仅就外交层面以及两国双边关系来看,能够真正坐下来并就一定问题达成一致,确实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慰安妇”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更不只是日韩两国之间的问题。

就现实来观,相较于日韩政府层级“利益相向”、围绕慰安妇问题的较量最终“得解”,其他相关国对此却发出了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声音。从美国欢迎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确认内容”,并称“欢迎对话”,到菲律宾的慰安妇支援团体对日韩外长确认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表示茫然。再到中国方面回应,日方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要求日本向慰安妇道歉。以及在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指责韩国政府与日本方面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耻辱外交”等等。


慰安妇问题并非单个国家的问题

各国尤其是在二战时期曾受日本殖民之苦的亚洲国家毫无统一立场越发凸现出来,单个国家将历史问题作为外交进退的筹码与日本的单独交易,以及对于此事或默不作声、或激烈应对,无不是一种战略短视。

各国的不同立场反应的是各国对于日本关系的不同考量。但是若将慰安妇问题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的筹码,也就意味放弃了慰安妇问题的真正核心以及本质所在,即历史认知问题。就这一点上,过去半个世纪中韩经历的教训就已经足够多了。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处理包括强征劳工、生化武器所造成的伤害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都采取了其之于慰安妇问题的那种推、脱等手段,致使这些问题至今无解。

借由此次日韩协议,日本政府虽终于承认军方参与及政府责任,但若回观安倍在其8月刚刚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对慰安妇问题还立场模糊,他提出,“在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成为战场的地区,不仅由于战斗,还由于粮食不足等原因,许多无辜的平民受苦和遇难。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通篇未提“侵略”,更不曾出现“慰安妇”字样的讲话。前后对比之强烈,愈发凸显了安倍政府当前姿态突转“道歉”更多是战术上的考量,而非真正发自内心的忏悔。

(欣予 撰写)

果不其然,本次日韩达成共识话音未落,日方已迫不及待地“澄清”,日本向基金出资“并非赔偿”,慰安妇问题已基于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完全解决。换言之,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没有法律责任,不存在赔偿问题。安倍甚至称此次道歉之后不再道歉。

并且,此次日韩双方此次确认了慰安妇问题“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这样一种交易的结果更是后患无穷。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对日本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就历史问题翻脸加以设限,一旦日本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拔高到处理同其他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标杆”的高度,还将为其他同日本在历史认知上存在争执的亚洲国家在类似问题的解决上带来隐患。


如果说,日韩此次能够达成协议并非是日本真心在历史问题上反省而是一种外交博弈的结果,朴槿惠和安倍要在日韩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当口妥协。谁人能知这样一份协议带来究竟是永久的平和,还是仅仅揭开了冰山一角?

慰安妇问题理应一揽子解决

与此同时,战后欧洲在对德问题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无论是慰安妇问题,还是更大范围的历史认知问题,都更应当通过集体、一揽子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是双边、小圈子的作业。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历史观问题上的表现经常会被人拿来对比,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却是,德国的痛改前非从来都不是自发行为,真正让德国与日本分道扬镳,并在战后彻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是足够强大的外力强制干预。

1945年2月,二战结束前夕,“三巨头”----斯大林(Joseph Stali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齐聚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这样一次会议决定了之后德国的命运。会上盟军决心占领全部德国领土,彻底摧毁德国的政权和军队,以及执政的纳粹党。战后这样一种对德国的军事占领维持了长达45年,直到两德统一后方才宣布撤出。期间,西德一切大小事务,真正说了算的只有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而非联邦德国政府。西德乃至统一后的德国如今在“政治正确”以及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方面如此自觉,也正是因为战后几代德国人都在这样强制性的“政治正确”中成长起来。

而在经济领域,各国则主张对德施以更加严厉的枷锁。包括法国、苏联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均主张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要求德国严格执行战后赔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甚至扬言,如果不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打压,那么德国将重走老路,不久后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德意志人的本质特点,因为大部分德意志人都参与了纳粹暴政,因此,应该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德意志人”。无论拆除工厂也好,改变德国产业结构也罢,最重要的都是将德国从一个工业国变成农业国。


之于对战犯的审判,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也因此应运而生,共计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纳粹的罪行也随之公之于众。可以说,在强大盟国的轮番轰炸中,德国想要完全回避甚至篡改黑暗的历史几乎不可能。他的敌人们作为胜利者站在审判者的角度,让这个昔日的刽子手无处遁形。

反观亚洲战后的处理方式,70年后依旧深刻的裂痕恰恰是不恰当的战后秩序安排的必然结果。亚洲“没有集体记忆”,不仅反映在二战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历史认知上存在分歧之上,诸战胜国与前被殖民地对于这段历史亦不存在共同认知与应对。近年来,面对战后日本一再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铺就“正常化”道路,朝鲜的反应是夸张地炫耀武力,中国和韩国表现得既紧张又民粹主义泛起,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更加活跃的日本的反应则是令人惊讶的友好。不仅全无合力可言,更在殊途之上越走越远。

当各国皆着眼于自己的短期利益,试图用细节上的精明去遮掩战略上的迷乱,成为亚洲国家在历史问题上一再上演的剧情。勿忘历史,才能真正面向未来,包括“慰安妇”在内的问题更理应一揽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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