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作者顾保孜。
1969年，邓小平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小拖拉机厂工作期间，与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合影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可就在这次宴会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感到惊讶不已。
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第二天，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体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无疑是毛泽东的最终决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
然而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当年与邓小平同在法国留学的战友周恩来。
周恩来当天就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应付“文革”的风风雨雨，周恩来早已身心交瘁，迫切希望这位老战友能出来和他一道共撑危局。
了解邓小平，周恩来要比毛泽东早，因为在法国他们曾共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某步兵学校一套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周恩来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邓小平夫妇开始了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这次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千。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
1971年秋天，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直至机毁人亡。林彪的垮台，为逆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转机。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在场的周恩来当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先后两次致信党中央、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同时又提出到江西省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获准后，他和卓琳一起于1972年11月中旬，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到处传递着邓小平在革命老区的消息，猜测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几经周折，周恩来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也就是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的全家也过上了安定和睦的生活。他的女儿毛毛是这样回忆的：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与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父母亲非常满意。朴方在301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
在花园村，原来我们家只住一栋楼的一个半边儿，但家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根本住不下。一开始国管局只允许我们在周末人多时借住一下隔壁的那套，也就是临时在那里打打地铺。后来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后，国管局干脆把整个一栋楼都让我们家住了。这样就宽敞多了。刚到北京时，花园村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后来李井泉解放后，也搬了进来，住在我们前楼。他们家人口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人都熟，大人孩子们常常相互串串门子，花园村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花园村的这些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些“新领导”们住的。没想到，新的“领导”一个都还没来，却让一些“打道回府”的老干部进驻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家里最宝贝的还是小孙女眠眠。爷爷指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说：“现在有了孙女，你们都不算什么了！”弄得我们挺不服气的。我的奶奶因为有了第四代，已经正式“晋升”为老祖祖。她总是护着眠眠说：“就她一个人小些嘛！”老祖祖向来以会带孩子闻名，她以前的格言是：“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是说带孩子吃饭不要撑着了，穿衣服不要捂着了，这样孩子才会健康。不过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吧，她把原来那些相当科学的喂养方法全都“废除”了。每顿给眠眠喂饭，老祖祖都会使劲地喂。其实，岂止是喂，简直就是使劲地塞。结果让这个小家伙长得又圆又胖的，手腕上都起了一圈小肥肉沟沟。妈妈则按一贯作风，凡事都要用科学方式。说要补钙，就把眠眠放在一个小竹推车上，天天推到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夏天过去，眠眠晒得黑黑的。妈妈又说，为了以后头发好，要剃光头。结果把一个原本挺斯文的小女孩儿，弄得圆圆的脑袋又光又黑又亮，活像个黑李逵。爷爷现在忙了，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去看孙女，好像进行什么朝觐仪式似的。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毛泽东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以为如释重负地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岂能就此罢休。他们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
就这样，1974年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1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文革”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两次批判大会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与此同时，江青还给国务院一些下属单位写信、送材料，煽动“批判”。江青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的职务，她是要借“批判”这个工具，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制造声势，以便批周恩来，进而夺权。
2月，江青亲自出题，让她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清华的“梁效”（也就是“两校”）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2月16日，江青在与其党羽开会时叫嚣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上公然攻击军队，说：“解放军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一些人开会，江青狂妄地叫嚣，“就要整一整军队”，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夺了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等人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许多地方“战火”重燃，生产下降，工作瘫痪，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文革”动乱势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
2月初，周恩来亲笔致信毛泽东，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
这时，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发动“文革”时，他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顽劣本性，毛泽东知之甚深。但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纵有千种不满、万般责备，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保护和有所倚重的。他可以不见江青，可以批评江青，可以节制江青，但是，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他的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依恋和信任。这种依恋信任之情，越到晚年，越加浓重。
周恩来在与“四人帮”较量时，他没有忘记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决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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