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与毛主席谈话记录本》的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当事人赵淑琴的回忆录，揭开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迷团。这些故事就像昨天刚发生过的一样，那样的真切，人物的影像都还清清楚楚着。从书中的描述来看，一些当事人可能作古了，但更多的人都还活着。但这件事，它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不妨说说。聊起这些离我们并不太远的一些旧事，真的让人有世事如云、往事如烟之感之叹……
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合影
空政文工团小演员赵淑琴的命运，随着那个特殊年代“出任务”故事的展开，她溶进了中南海的“朋友圈”，认识了工作之暇也来休息、跳舞的毛泽东主席。
孟锦云是湖北人，毛泽东称其为“半个老乡”，但赵淑琴不是湖北人，是江苏南通人。1959年9月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在招收演员时，在小学毕业生的人丛里发现了她，并将其招入文工团。从此，便开始在王府井地区的灯市口同福夹道4号院里练基本功，参加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排练和演出。这个“表演唱”还拍成了同名电影，赵淑琴由此小有了些名气。
1962年4月的一天，赵淑琴被通知到团总部开会，领导很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团里的几位小同志将要和团里的一些老同志，一起去中南海执行为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伴舞的政治任务。并且宣布了几条纪律，其大意是：1、凡在中南海里看到的或听到的一切人和事，都要保密，不得向与执行此任务无关的任何人透露；2、不准向首长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如签名、照相或索要纪念品；3、对首长要有礼貌。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说话办事要稳重大方；4、要加强组织观念，凡是首长的询问或指示要及时向领导汇报。----这就是“出任务”的基本内容和纪律。
在舞场里，赵先后陪朱总司令、刘少奇主席都跳过。后来被人推拥着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身边。毛泽东一声“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问话，立即拉近了她与主席的心理距离，从此，成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起“吹牛”的人。后来，赵淑琴在排练大型歌舞节目《东方红》时，又见到了来观看彩排的毛泽东主席。
后来，文革开始了，赵淑琴在文工团内部的派性斗争中，成了牺牲品，被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再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空军成了重灾区，文工团里生态极其复杂。此前赵淑琴还能常常去中南海与毛泽东聊聊天，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淑琴感到再见到毛泽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1973年的2月，赵淑琴突然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要见主席的愿望，她想去看看经过“九一三事件”打击后的毛主席，想将近段以来文工团里的一些事情向主席汇报汇报。5日，她几乎是抱着一种“撞大运”的心态来到了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往里打电话，说是赵淑琴想来看望主席。还真是撞上大运了，不一会儿，赵的电话信息转了几层，终于就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邀请这位“小同志”进来叙叙旧。赵淑琴见了经过“九一三事件”后的毛泽东，觉得苍老了很多，又因为年纪大了，腿脚不便，行动也迟缓了很多。赵淑琴对毛泽东说：“九一三事件后，我早就想来看您，但又不敢来，我怕因为空军的问题多，您不见我们空政文工团的人了。”
赵淑琴的到来，让毛泽东很有几分兴奋，毕竟是老熟人了，谈话都放得开。毛泽东对赵淑琴说，你们空军的“五朵金花”就剩你这一朵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小A他们几个也来找过我。我对汪东兴同志有话，她们来了一概不理。现在她们也不敢来了，就是来了我也不会理他们。
赵淑琴知道主席所指的那几位是什么人，心里清楚，但没有多言。毛泽东继续说：“吴法宪重视她（指小A），无非是想利用她到我这里来探听消息。其实，我有什么可以让她探听的呢？比如，你小赵也经常来，你又探听了我一些什么消息呢？”
说到这里，赵淑琴连忙表态说：“第一，我没想探听什么消息；第二，我什么消息也没有探听到。”毛泽东接着说，是啊，“无非是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国家大事我从来不和你讲。”
不知道毛泽东与赵淑琴谈的有关“林彪事件”算不算“国家大事”，但是，2月5日这次的见面，还是谈到了这个话题。话题是由赵淑琴挑起来的。赵淑琴说：“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坏。”
毛泽东接着赵淑琴的话说：“当时我也知道林彪坏，但也没有想到林彪有这么坏。”……他们是在一种完全轻松的气氛下谈话的，不仅谈了林彪问题，还谈到王洪文的话题。赵淑琴每次回家后都将与毛泽东的对话记录都做了追忆和补记。
本来，赵淑琴的这个补记与毛主席的谈话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但恰恰有一次在火车上与中南海的另一名人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碰在一起，他们在聊天时谈到了与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并说到了每次谈话都有补写的记录，目的是不忘毛主席的教诲。文革结束后，谢静宜夫妇遭到清算，从苏延勋的口中，专案组知道了赵淑琴手中有这样的一本《与毛主席谈话记录本》。于是，空军清算组便盯住了赵淑琴，因为他们想你中，这个记录本一定记下了毛泽东对空军的人事看法，对空军主要个人的主人，便下定决心一定要要让赵淑琴交出这个谈话本。空军某些人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说“苏延勋是大特务，是反毛主席的，赵与苏勾结在一起，也一定是反毛主席的。”
其实，赵淑琴与苏延勋真是萍水相逢，平时都搭不上话。是毛泽东逝世后，作为干校回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代表，他与赵淑琴是在返回牡丹江的火车上初识的，正是因为都是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才谈到了“谈话记录本”的事。但文革结束后的清算是很严厉的，专案组将苏延勋定下的罪名是“大特务”。与“大特务”交流了信息，就是泄密。而你赵淑琴所泄露的可不是一般的机密，而是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这是天大的机密。因此，你必须将这个《与毛主席谈话记录本》交出来，而且是越快越好，越早越主动。
赵淑琴没有同意。不但不同意，还高调抗拒。1977年的春节就在这种威胁与抗拒中逼近了。赵淑琴与丈夫商量如何能保住这个记录本，要交，也要交给组织。他们分析的结果是，来要“谈话本”的人并不是要审查赵淑琴所谓的与“四人帮”的关系，而是要审查赵给毛主席写信，到底反映了空军领导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对空军有何样的意见与看法。明确这一点后，赵的丈夫高林茂先是将这个“谈话本”藏到了大嫂家，后来又考虑到团里有不少人也去过大嫂家，怕本子放在那里出现意外，便在大嫂家搭在马路边上的防震棚里挖了一个坑，将“谈话本”用油纸包好，深埋在地下。
由于赵淑琴拒不交出“谈话本”，1977年的3月17日下午，文工团召开了大会，宣布了《关于空军政治部党委对赵淑琴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决定一宣布，赵即押上楼进行谈话，所有的内容最终就是锁定“你必须交出《与毛主席谈话记录本》”。对方用命令的口吻说：“你现在就把这个本子交出来”、“不是我要求你交出这个本子，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今天必须交出来。”
赵淑琴见对方用“组织决定”来压服，声音也高了起来：“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有规定，凡是与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或手稿都要交给中央办公厅。”赵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是中央办公厅，你们没有资格来收缴这个记录本。对方气急败坏地说：“你敢把你刚才的话写下来吗？”赵淑琴也毫不退让，“怎么不敢？”说着，拿起桌上的纸笔写道：“我确实有一个与伟大领袖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本。如果党的事业需要， 愿意按中央的规定，交给中央办公厅。”
审查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没有退路了，因为赵涉淑琴并非不交，而是要按中央的指示交给党的中央机构，而不是个别人。审查的人觉得再谈下去没有什么结果，便对赵淑琴家实施“保密检查”，也就是抄家。好在赵的丈夫先期将“谈话本”埋在了他处地下，抄家的结果当然也就是一无所获。
没有结果就不得不再次“审查”赵淑琴。审查的人员已经升级了，审查组也变成了“专案组”，由四人组成。核心问题还是一个：交出“谈话记录本”：“听说你有一个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本，里面涉及到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空军首长希望你把这个本子交出来。”
赵淑琴的回答很有力量：“现在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而你们却非要没收我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本。我不明白你们是要审查我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要审查我和毛主席的关系？”
谈话彻底无法进行，专案组也只得退让一步，让赵淑琴自己拿出一个如何交出“记录本”的办法来，“总之一句话，那个小本子必须交出来”。
拿什么样的办法呢？赵淑琴提出了第一套方案：我同意交出谈话本，但要交就交给中央办公厅。因为本子没有带在身上，请专案组派一辆车，带上我，取到本子后，再把车开到中南海西门，由我本人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联系人，在专案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当面交出。
这个“交法”显然不是空军某些人所要的，于是让赵淑琴提出第二种“交法”。经过几天的思考，赵淑琴就如何交出“谈话本”提出了新的路数。赵淑琴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请空军司令员、政委或其他首长给我下命令，只要接到上级让我交出这个本子的命令，就立即交出来。”。
这个“交法”更是让专案组失望，于是，让她再一次提出一种新“交法”。于是，赵淑琴即提出了第三次的方案：
“我愿意把这个本子交给党的一级组织，而不愿意交给某些个人。当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厚良和第一位副政委余立金，三位首长同时在场时，我就交出这个本子，请他们转交中央办公厅。”
三位空军主要领导到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当时“专案组”要得到这个谈话记录本的用心是不大见得阳光的，且赵淑琴坚持不交给个人，而要交给中央的理由无法撼动，专案组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要平静地说，赵淑琴的这个谈话本确实不属于国家需要收缴的范围。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央的规定是毛泽东的书信、手迹、现场谈话记录都要收缴。但赵淑琴的这种个人事后补记的东西，是私人性质的，根本就不属于中央所要求收缴的范围。正是因为赵淑琴的坚持，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部分毛泽东谈话内容，让我们了解了毛泽东晚年对时事世事的看法，是极为珍贵的一份民间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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