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很多回忆毛泽东的书籍与文章，看了不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这些当事人是如何地与毛泽东打交道，又是如何受到毛的关心、呵护与牵挂的。当然，几乎所有曾经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交道或者工作关系的人，都是以一种仰视的视角在看毛，因而他们的回忆里，充满着对领袖的热爱、崇敬与歌颂。
毛泽东遗体
这没有什么不对，感恩，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良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她的文章、她的回忆，是将毛泽东放在一个常人可以平视的角度来写的。在她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可亲的人，是一个慈父般的人，也是一个不必要曲意逢迎的人。她把毛泽东当成了中国建设不可以少，中国政党领导层中不可以缺的人。她有些大胆地跟毛泽东讨论甚至争论一些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她可以与毛泽东开一些善意的玩笑，这种玩笑看得出并不像别的人所开的那种预先设定好了结果的那种，而是随意、即性发挥，就像曾经北京城里的侃爷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听着还特受用的那种。她还管控着毛泽东生活上的一些不好习惯，甚至严厉地批评老人家不守纪律、泄露了中南海的秘密。而这种批评不是批评着带恭维的那种玩虚儿的，而是作为工作与纪律一部分的严肃“告诉”。
这人就是主席的护士长，她叫吴旭君。
吴旭君，福建德化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国防医学院护理科，1953年起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护士长。但她不是毛泽东临终的送别人，因为在对毛泽东最终放弃抢救的医疗记录单上，没有她的签名。
1963年年底，因罗荣桓元帅的去世，毛泽东与吴旭君有关生与死的那次对话足可见出，吴旭君在毛泽东心中，是可以平等地，甚至街坊一样地讨论问题的。罗荣桓元帅去世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沉浸在痛苦中，一夜无眠后，写下一首七律。当吴旭君念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时，吴旭君问毛泽东：“是谁能使阁下这般敬佩？”毛泽东听了，连忙接过诗稿，署上了个副题《吊罗荣桓同志》----在毛泽东非常痛苦地怀念战友的时候，吴旭君用的是“阁下”一类的词，可见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对话，是完全平等的，也是可以带调侃性的。
有关这一场对话，我们看看吴旭君女士的其它用语，就可知其说话的真诚了。当毛泽东一直讨论着“死亡”这样的概念时，吴旭君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讲什么呀？”、“不能，万万不能。平时我一切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当毛泽东说到，今后死了一定要帮助实现火葬：“不这样不行啊，因为是签了合同的。”吴旭君说：“你还订了什么协议？你跟谁订的呀？！”从这些片言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对话才是真实的，是没有“人”“神”距离的，是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是一个平民对另外一个平民的。语中夹杂着呵护与轻责，溢出的是情感与关心，还有那么一丝半点的埋怨。
此后，吴旭君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精心地护理着老人家。吴旭君有时候与毛泽东开开玩笑，调侃一下，毛泽东总能听出这个护士长的幽默，并报之以幽默。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住在湖南九所3号楼。那天，毛泽东散步，陪着的有张玉凤、吴旭君、汪东兴、高文礼等人。大家一路上是有说有笑的。吴旭君想给毛泽东开开玩笑，也就是湖南人所说的逗乐心。他们一帮人来到了九所后山上的桔园，桔子林里有雀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吴旭君说：“主席，你看，麻雀在欢迎你哩！”毛泽东一听，知道又是护士长在逗乐了，便回道：“我看是欢迎你哩！我最初提出除‘四害’，就包括了它，它怎么会欢迎我呢？”
吴旭君乐了说：“不带这样的，我只是随便一说，你就有这样的联想。”
大伙儿都为这一对话哄笑起来。
1966年6月，毛泽东住滴水洞的那次，一般人包括韶山人很少知道。那天游泳，吴旭君作为保健医生，陪在岸边。本来毛泽东是一脸严肃的，但因为有了游泳的机会，毛泽东一扫往日的庄严肃穆，兴致勃勃。话题也就多了起来。不知道谁提到了工资问题，毛泽东也接着话题往下说。说着说着，毛泽东看到了身边站着的吴旭君，便问道：“你每月工资多少啊？”吴旭君回话：“90元。”“你爱人呢？”吴旭君的爱人徐涛也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医生。吴旭君说：“120元。”
毛泽东算了下，120加90，那不就是210元嘛，便开玩笑地说：“你工资不低哟！给你减工资好不好？”
吴旭君答道：“嘿，比我工资高的多了去了，要减，一块儿减。”
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80多元。便笑着说：“好厉害，将军将到我的头上了。好，一块儿减。”
毛泽东大笑，吴旭君亦大笑。
能以这种大气的幽默与毛泽东说话的人，在毛泽东时代，在毛的周围，除了吴旭君，没有第二人。
另外可以称做“没有第二人”的是她对毛泽东的重话批评，不带半点调笑的那种。《党史纵览》曹先生的文章记载了一件事，是很让今天的人们感叹的，那就是吴旭君对毛主席不小心泄密中南海保密地址的批评。1961年8月，中共中央会议在庐山召开，在会期里，毛泽东结识了长相与自己的女儿很有几分挂相的江西省农垦文工团演员邢韵声。散会时，邢韵声将自己一块很珍爱的手表送给了父亲一般的主席。毛泽东觉得这份礼有些重，便说；“你是个好大方人啰，我也不能小气。”便翻着桌上的诗稿书法作品，从中挑了一幅《长征》诗，“就送这首诗给你吧，今后多联系”，同时也顺便也将他在中南海的联系方式给了邢韵声。两个月后，即1961年10月中，中南海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西的信，地址上书写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毛泽东收”。这个看起来很一般的收件地址让中南海大管家汪东兴很是紧张了一阵子，因为这是个完全保密的地址。汪东把吴旭君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追问这个地址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吴旭君受了汪东兴的气后，立即找到毛泽东，说这一定是你给泄密的，不可能有另外的人。毛泽东有些蒙圈，问我如何就涉嫌泄密了呢？吴旭君指着信封说：“主席，您怎么能告诉小邢这样写您的通信地址呢？”毛泽东看了看信封上的字，还是有几分不解地说：没错啊是这个地址呀，怎么就泄密啦？”吴旭君说：“这当然是泄密，这等于是把中央首长的住址公布出去了，这还行啊？”毛泽东这才恍然大悟，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哇？不知者，不怪罪嘛，小吴，我以后注意，注意就是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能如此了。中南海进行了一场保密纪律教育，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长了记性，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敢于这样直面批评毛泽东，估计除了吴旭君，也再没有第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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