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大选辩论，三位总统候选人在美猪、年金、加薪等议题上有较聚焦的交火，也各自在政治上提出一些温情喊话，勉强在政见上看出一些区隔。但综观其内容，撇开应对机智与口才不谈，最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共同的“强政治、弱经济”现象：虽然三人把民生、经济、公平正义挂在嘴边，但就事论事提出的解方却很薄弱，只是不断地将矛头指向对手。
2日下午，台湾2016大选最后一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举行
昨天的辩论，朱立伦先就两岸、外交、募兵制、参与国际组织、能源、美猪开放等六个选项，比较他自己和对手政见的不同。宋楚瑜则提出了“三叉戟计画”，依国土规划的着眼，把台湾经济分成六大区块。蔡英文强调的则是她的“机制论”：要建立朝野协商机制、产业体质调整机制、年金改革机制和对外沟通机制等，看不出她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准备。
这些政见，主要都在强调目前国家财政、经济及分配的失衡和扭曲，并试图寻求答案。但观察三人的论述方式，却只是企图将“始作俑者”的罪名归诸对手阵营，并设法逃避己方的责任，而不是客观、具体、有层次的析理及推演。也因此，民众并无法从他们的政见中看到问题的解决途径。朱立伦自辩其政见和马英九的看法不同，但观察其基本主张，许多仍延续马政府的路线不变；反而在谈到某些地方施政经验时，显得有其独到之处。至于宋楚瑜，说政府的功能是“善用各种资源”；但他似乎忘了自己担任省长时就是以“散财童子”闻名。
蔡英文当然辩才无碍，但一触及具体议题，她就暴露了其“泛论”的毛病：一是采取“模糊策略”，把问题变得更抽象化；二是化“目的论”为“过程论”，完全不提要如何解决，一味谈论要如何设立机制、如何进行沟通云云。简言之，她拼经济的万灵丹，不外“沟通”与“团结”两大法宝。问题是，过去八年，民进党一直是“逢马必反”、“逢蓝必反”，马政府的施政不断遭到民进党以国会杯葛、街头抗争的手段阻挠；以这种作风，蔡英文竟然可以摇身一变，高调大唱团结和沟通。如果绿营反身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会觉得可笑吧！
不可讳言，台湾的经济走到今天这样进退失据的局面，不论蓝绿橘，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举例而言，蔡英文在辩论中强调，自己并不反对两岸交流，只是要求建立监督和控管机制；她并夸称，民进党执政时建立了很好的“风险管控机制”，国民党至今还在使用。但试问：如果这套机制好用且如此有效，何以今天朝野政治人物却在互相指责别人为“买办”？民进党又为何以“黑箱”之名横将《服贸协议》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阻拦于国会？民进党的矛盾，已一目了然。
说穿了，选举中这些“拼经济”的诉求，多半时候只是骗选票的糖衣；而包裹在糖衣底下的，则是无尽的蓝绿对立和政治恶斗，以牺牲台湾经济来赚取自己政党的权力和利益。也因此，在政治意识型态面前，所有民生和经济议题都成了“可割可弃”的牺牲品。在上次辩论会中，蔡英文也承诺，当选后会把《两岸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列为优先法案；然而，过去两年，一再阻挡这两项法案过关的，不正是民进党吗？
在正常民主国家，政治和经济通常是支撑社会前进的两大支柱，左右两脚不可或缺。但在台湾，政治和经济却不时被操作成互相牵绊的因素，其中最常用的杠杆就是两岸关系及统独议题。过去廿多年来，政治人物不断利用各种手法来杯葛政府和企业的正常运作，同时也削弱了台湾经济；正因为经济止步不前，支撑社会公平分配的力量日渐薄弱，贫富差距及世代剥夺也因而日趋严重。政治对立的“非经济因素”，正是阻挡台湾前进的最大障碍。但对政治人物而言，只要有政治利益可图，经济问题随时可上纲为国家安全议题、意识型态议题，并轻易地加以阻挡。
观察三位候选人在辩论会上谈论经济问题的方式，经济议题似乎只被当成一种“工具”，是用“诛心论”来攻击对手，而不是为了找出解决之计。尤其，当经济问题被简化到只剩美猪、年金、薪资、网路便利性、央行货币政策等狭窄范畴，在这种“强政治、弱经济”的格局下，台湾还能有高瞻远瞩的发展视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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